二、结论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克思的论证风格与论证重点都发生了变化。《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叙述与《巴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晚年马克思忘却了他青年时代的希望，或者说，他放弃了对这些希望的追求。只有在早期文章的启示下，成熟时期的著作才能被恰当地认识。即便后来，较之于自己所坚信不疑的必然性的“是什么”，马克思更关心改造的“怎么办”及其具体时机，我们也不能把它误解成下面的见解：在马克思看来，它要么取决于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要么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纯粹的重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马克思并没有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之外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广泛传播的、为马克思或恩格斯本人所认可的关于“无产阶级经济学”的表述也是迷惑重重的。马克思所关心的是批判，是为扬弃他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在1844年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已然看到的那些关系所进行的实践。
即使在马克思的话语中这一背景并不总是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即使他本人可能并不总是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批判的探讨方式的延续性，这也不会与已经做出的阐释构成对立。《资本论》还没有完成，而马克思既为新闻兼职工作的苦役所束缚，又为病痛所折磨，组织方面的任务又要求大量的热情，因此他没有能够再争取到一些时间，以便有可能把自己的著作作为整体再次通览与概括一遍。然而，就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他的后继者便已经开始从其理论整体中搜罗那些可以迎合各自政治和组织需要的残块碎片。与每一位伟大思想家尤其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的接受史一样，接受马克思的历史也是一个误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