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瞬间里迸爆出来的几个字，使我感到这个世界真是妙不可言。
到这一步，不须明问便知没有二话了。我撂下话筒，忍不住遥叫一声屈，说头儿你若不让我将四万字砍成三万字，这么好的一个故事我一定写给你，可现在对不起了，我要给别人了。
坐在沙发上，回想起笔会中的其人其事，觉得那整个是只笼子，头儿是猎手，黑桃老K、洪亮、达朋是鸡迷子，而我们余下的则全是野鸡，不知云雾地跟在猎手养的鸡迷子后面往笼子里钻。现在看来，在头儿面前的那种洒脱不羁，实在是从另一个方向刺激了我们服从命令的天性。当我们的联欢晚会歌舞正酣之际，洪亮却耳热腮烧地憋着性子趴在写字台上，赶写他所称的两万五千字的最后三千字。当我们的文字包袱卸得一干二净之时，达朋只差举手宣誓般向头儿保证，回家去后第一天陪儿子，第二天陪老婆，第三天抄完稿最迟在晚十二点亲自送到编辑部并负荆请罪，当然不是刺儿棒而是烧鸡竹叶青。
鸡迷子中最先露馅却也最具欺骗性的是黑桃老K。没等到联欢晚会开始，还在下午的小结会上，头儿第一句就是这次笔会最该提出表扬的是黑桃老K，他第一个交稿，我让他不超过十篇不超过三万字，他保质保量地写了八篇两万四千字，一稿通过后，为了不影响别人的情绪，将本来抄写得很工整的稿子，又重新抄写一遍。
我当时感到天昏地暗，黑桃老K无论怎样在舞场上变换步法身姿，我都觉得那只是一只在笼里长大的鸡迷子。从而觉得自己糊里糊涂地钻笼子比他们明明白白钻笼子要好受一些。旋即又自我否定，只要都在笼子里又有多大差别呢！就象写文章，说文体太过那是说这鸡的品种不纯，说文章太长版面容不下则成了鸭和鹅，一旦这些问题都没有了，便都是一个字一分五厘，这是过去的行市现在是一个字付人民币两分整。完全等同于小贩笼中的鸡，有病无病多毛少毛或大或小反正是两块九毛钱一个。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公鸡和母鸡是有区别的，不过请别忘小说和诗歌计算稿费的方式也大不一样。
在电话铃响起之前意识到的那种呼唤声，又夺魄勾魂地响了起来，较先头更加明确直露。我站起身说，你喊错人了，陪你睡睡的人还没回呢。
房内的女人说，我可是没生过孩子的。
我说你要是生过我的孩子，今天我就义不容辞了。
她说万事总有个开头嘛。
我说老哥已经开了你的头，我祝贺你永远不再用别人来结尾。
这样屋里就起了一阵怪响，不是**女人下地来追，也不是我在拉门往外走，而是从小小的贮藏室里跳出一个人来。
我回头一看，说，哥们这是怎回事？
等了一夜的那个人说，没你事，陪哥们坐一会吧！
我转回屋里咬定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
那哥们一脸的灰白，唉叹没办法，两口子欠人的赌债太多；又说幸亏你是个正人君子，不然今夜就要大放血了。
我恍然悟出这女人也是个鸡迷子，只要我摸了那腿上了那床，包括《大河文学》、《扬子江》丛刊和《草地》和那些未到手的稿费，这阵就会变成他们的了。
悟过来后说，要不要哥儿我去给你老婆拉皮条。
我那哥儿说，你以为只是我想放哥儿的血，牌局上宰我俩的全是些铁杆哥们。我本想杀个回马枪，谁知你头一个撞到枪口上，而且还穿着防弹背心。
那哥们请我重新坐下。头痛难忍浑身酸软打不起精神，我这副样子回家妻子肯定会起疑心。我坐定后说有酒么。那哥们朝房里吆喝拿瓶酒来。房中女人说没酒了还剩下一点咖啡。我说那就来杯咖啡吧。女人从**直接来到客厅，我那哥们骂了句你连最爱风流的作家都勾引不了，还不乖乖地学文明点。
一小块字纸包着的咖啡勉强泡了三杯，在我冲着其中化不开的咖啡疙瘩想这是哪一年的产品时，那哥儿推开那块包咖啡的纸片说，这还是你送给我们的题词呢。夫妻俩将其中的两个字商量成鸡笼后，读成：假如谁提醒你某处有座鸡笼，最佳的选择——后面的字已撕掉了。
不记得有过这回事，我也从不给人赠言题词而给人留下话柄，所以我不好说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时，街上响起了鞭炮，足球迷在庆祝中国辽宁东药队战胜日本尼桑队，夺得亚州俱乐部杯。我激动之余突然想不通起来，那么精采的表演为什么要限制在巴掌大的足球场上呢？更加想不通的是，假如足球离开了边线的限制又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呢？
我开始怀念起笔会中人、笔会中事——
还有鸡笼。
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