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了北京方面的重要人物，还要邀请广州方面的重要人士，她马不停蹄，穿梭于各机关要道。
一个有利的因素是：这时的省报正连载她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反响不小。她每到一处，以那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而不是以总经理的身份求见。领导们有了几分熟悉感，有了几分亲切感，大多接受了苏娅的邀请。
敲定33人的名单，苏娅派人迅速办理他们的旅游入境手续。
李先生要苏娅陪同他亲自进京，跟被邀请的各界人物见见面。他大概对“4+1”派的谋划有了风吹草动的预感。韦女士已在那边活动，却不向李先生汇报情况，只一味提出问题，并指责李先生无能。
韦女士住在前门饭店。
李先生和苏娅分住在王府井天伦皇朝饭店的13楼和14楼。她想去会晤韦女士，协商工作。李先生像躲避瘟疫似的直摇手，说：“不能见，不能见。她对你怀有极深的成见。”
“为什么？”苏娅奇怪。
“我也不太清楚。”李先生把一只空茶杯倒放，手指把玩杯底，说：“也许她嫉妒你的才学和能力吧。”
“可能吗？”苏娅说，“韦女士是集团的股东、副主席，论职位她比我高，一个职位高的人怎么会嫉妒一个职位低的人呢？再说，我有能力搞好集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
“要么，”李先生又把茶杯翻过来，说，“要么，是因为你长得比她漂亮。靓女很容易招惹丑女人的嫉妒。对不对。关于这一点，苏小姐，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想。”
他似乎为自己找到一种既抬举了苏娅，又合情合理的说法松了口气，因此身子很放松地往沙发上一靠，翘起二郎腿，足尖一颤一颤的。
“首先，韦女士不仅不丑，恰恰相反还很有风韵。其次，李先生，您应该说我比她年轻。她完全可以做我母亲。两代女人，会嫉妒对方的容貌吗？”苏娅说。她意识到李先生在说谎，转念又想他可能太依靠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实。她因此有点怜悯他的小肚鸡肠，便顺从地补充道：
“既然您不愿意让我见她，就不见吧。”
说完，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位从政的朋友来访，与苏娅谈笑风生。尽管刚才李先生连韦女士也不让她去结识。但她还是觉得应该尽自己的义务，把李先生介绍给这位重要的朋友。她拨通李先生房间的电话，不期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心想这李先生也真够下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都忘不了“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请找李先生。”她顿了顿说。
“你是苏娅吗？”对方欣喜地问。
苏娅一愣：这女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莫非是韦女士？仔细回味一下像是一个上了年纪但声音依然年轻依然柔润的女人。正要说什么，对方电话已被李先生接过：
“苏小姐，现在我没有空，你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吧。我给你打电话。”
“没什么事。”苏娅淡然说。韦女士已与她通了话，他李先生还如此强行掐断，不由得她不光火，便打消了为他牵线的念头。借口说总部商务繁忙，急需处理，让还在北京办出入境手续的朴相南协助李先生跑关系，自己当天飞回了深圳。
与李先生会谈的女人，的确是韦女士。她受严先生之托，来探李先生进京的动机和目的，也极想见苏娅一面，争取拉拢这个非同一般的总经理。苏娅旋即离京，给了她一个错觉，以为苏娅有意回避她，给香港方面发回的信息是：苏娅不易拉拢。但苏娅的重要性如此突出；如果说集团的前期操作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她韦女士；那么，集团的后期运作则全靠苏小姐。
“倒了李，她自然会跟我们走。”严先生自信地说。
他请韦女士继续留京，关注李的行动。
李先生带着一个喜欢鼓捣的朴相南，自然有戏。
由于此前郭文的走私案，影响到高精新技术开发公司法人叶某的声誉，便想收回在深圳的执照，不再与李先生合作。李先生不同意，又使用他的一贯伎俩：写叶某的告状信，东扯西拉像一篇芜杂的意识流作品，往上散发。
叶某也不是好捏的柿子，尽管他被李先生拿住不少把柄，但并不在乎，他扬言要与李先生不来个鱼死网破，也要搞个两败俱伤。
李先生北京之行，除了与韦女士的勾心斗角，另一项“战事”便是打算整倒叶某，让高精新技术开发公司换一个法人代表。
朴相南在做某大人物的经济顾问时，与高精新技术开发公司上级主管领导相识，有些酒中交情。李先生打算利用这一层“酒中关系”，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餐桌旁，李先生把爱国主义之类的话，讲得比五花八门的佳肴更令人眼花缭乱。主管领导深为感动，觉得李先生是个难得的港商。但接下来，这个“难得的港商”竟不知自重，把一条胳膊搭在主管领导的肩膀上，讲一些桃红李白的风流韵事。举座皆惊。高贵的领导能让人随便**的吗？听广播电视新闻的耳朵，能听人随便风言风语的吗？基于这个简单的常识，朴相南毕恭毕敬地叫李先生“放松”。李先生不仅没有“放松”，还一股劲地要与高贵的领导称兄道弟。
领导的脸红了一阵又白了一阵；秘书的脸也红了一阵又白了一阵。末了，一致定格在不红不白上。
领导咳了一声，拂袖而去。
结果，高精新技术开发公司立即被取消；而叶某，后来听说，只写了一纸不痛不痒的检讨而已。
折腾叶某不成，李先生闷闷不乐，把注意力全部放到怎样对付韦女士上来，与朴相南又折腾出一个事，成了直接引发集团内部“政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