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女人在室内的冲动，一出门八成就会烟消云散。她换上一身极富性感的衣裙，涂脂抹粉，遍洒巴黎香水，走下楼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破天荒体验一回做“鸡”的感觉。这时，儿子和保姆回来了。
“妈妈，您要回深圳上班吗？”关东脆脆的童音，让她顿觉无地自容。
苏娅的脸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艰难一笑：“噢，不。孩子。”
“您为什么不去上班？”
“瞧你，小伙子……妈妈不好……”她语无伦次地说，“你为什么希望妈妈去上班呢？”
“因为……”他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妈妈去上班，回来时就会送一个恐龙给我。我爱您，妈妈！”
她赶紧抱起儿子，把自己的面孔掩埋在他弱小的肩膀上，蹭来蹭去，直到她感觉夺眶而出的眼泪，被他的衣襟擦去，才抬头，说：“傻孩子，别老想玩具啦。下个月，你就要上一年级啰，正式成为一名骄傲的小学生！”
没想到关东的入学，竟颇费周折，让她体验到办孩子入学手续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申办出国护照容易。
不声不响，好朋友黎曼就办好了一切手续，万事俱备，只差买一张直飞悉尼的机票了。
投资移民澳大利亚，不日将背井离乡，黎曼不免有些伤感，与苏娅在花园酒店荔湾亭喝下午茶，觉得这个下午格外阒静，也格外漫长。走来走去的侍者手中的托盘、瓷器和玻璃杯一尘不染的悄然的碰撞声，如同两人的思想，怎样会意，又漫不经心？
“你知道，”黎曼说，“父母很爱我。但他们不愿看到我自溺于某种情感，就忍痛割爱，叫前几年就已经去了澳洲的我哥，给我搞掂了这个投资移民。而我自己，也觉得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需要换一种新鲜空气，换一种呼吸的方式。”
“对。”苏娅说，“你不能老是听蟋蟀在弹奏着什么，或把一支老掉牙的歌唱一百零一遍。”
“可是，”黎曼说，“其实我不想走……”
“其实你也不想留。”苏娅补上她的话。品茗一品，既品味黎曼，也品味自己。
“你与关山海的关系，”黎曼停了停，问，“近来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
“就那么回事，就意味着有事。”
“可我都差不多麻木了。”苏娅又想起那天手机里响起的女声：“讨厌！”这是汉语中目前最让她恶心的词儿。
“你这么说，说明你并没有麻木。恰恰相反，你很清醒。一个人太清醒，与一个人太傻一样可怕，尤其当这个人是女人时。”
黎曼的话，使苏娅蓦地想到“太傻”的李修玲，便问：“你去看阿玲了吗？”
“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一个月前的事了。”
“我也是。好像有三个星期，她没给我打电话了。”苏娅说，“不对。自从春节过后，她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了情人寄来的‘勿忘我’是多么幸福，那个奶油蛋是多么爱她，阳光是多么灿烂，雨声是多么动听。她还准备写一部叫‘勿忘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献给那个‘天字第一号情人’。莫非她整天忙于闭门造车，把我们都忘了？”
“我正想与她道个别。我们一块去她家看看吧。”黎曼说，“听你这么一讲，我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不会吧。”苏娅嘴里说，与黎曼走出酒店，坐上了她在深圳与一个外商做生意时赚得的白色跑车，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到了文昌北路，泊了车，步入一条小巷，踢踢踏踏上了楼，敲门。
李修玲的丈夫黄爱军个子瘦高，戴一副小眼镜，剃了个小分头，极像在天津张园做寓公时的末代皇帝溥仪。苏娅因与他久不见面，礼节性地叫了声：“黄科长，你好。”
他立即纠正道：“我不是科长，只是个副科长。”
“几年前，你不就做了副科长吗？”黎曼说，“怎么还没扶正？”
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罐饮料，一个一罐，放到她们面前的茶几上，还一丝不苟地插上吸管，然后打开一把折叠椅，在一边陪坐着，双手放在膝头上，说：“我们机关比我能干的人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