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着办吧。”他笑笑，走了。我以为他到外面寻开心去了。谁知他到我爸妈那里恶人先告状，说我如何旧情难忘，如何无理取闹，搞得他鸡犬不宁。我妈当即打来电话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警告我：如果闹什么离婚，她就不认我这个女儿，永远不！
像佩珊一样，我也是个十分孝敬父母的女儿，从不敢违拗他们的意志。离婚的念头刚破土而出，就被踏上一脚，自然不甘心，而且想到自己跟蔡勇田将像一对锈在一块的螺钉螺母那样过日子，心里就不是滋味。
恰在这时，阿超从深圳回来了，找到了我。在他表哥的表哥那里混了两年，并未混出个名堂，很憔悴，很伤感，很惭愧，觉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我，认为他的爱人嫁给了一个比他有钱的男人很顺理成章。
我瞧着他，心里阵阵地痛，悄悄握住他隐匿在桌下的一只手，轻轻说了一句：“婚姻有真假，爱情没真假。”
他听了，几乎落泪。
他仍然做他的小学教师。我频繁地从丈夫的“藏娇金屋”到学校的“黄泥小屋”去跟阿超幽会，丝毫没有**的心理负担，自我感觉又好得一塌糊涂，“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爱情是女人最好的护肤霜啊。
一年之后，女儿茵茵诞生了。
生产之前，我就预感到孩子的父亲可能是阿超，结果仔细一端详，就证实了自己的猜度，内心窃喜：我有了铁的理由，跟蔡勇田分手！
“你简直疯了！”我跟佩珊透露这个秘密时，她惊叫一声，表示不敢把这消息传达给父母，并建议我隐瞒这个事实，好歹跟蔡勇田凑合下去算了。
我犹豫了好一阵子，直到茵茵10个月时，才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父母和丈夫摊牌。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疑惑、愤懑和沮丧。到医院作了亲子鉴定后，蔡勇田主动提出离婚，但他并不跟我“私了”，坚持要上法庭。
为了报复我，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丑，他的律师一再不怀好意地质询于我，逼我和盘托出一些难言之隐。我当时的情形，就像一只街头的猴子被别人尽情地耍弄着，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连哭的感觉都没有。
蒙耻受辱地离了婚，家庭财产分文未得，而伤心透顶的父母又不允许我进门，我只好暂时寄住在佩珊这儿，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还有阿超。
然而，当我第一次送茵茵去给阿超看时，他三分激动七分不安，把孩子抱了一会，又还给了我，接着沏了一杯茶，客客气气地放在我眼前的桌子上，其后手足无措，十分尴尬，抽了半支烟，才渐渐镇定下来，嗫嚅道：
“阿蓉……对不起……我已经有了……女朋友。我大概要跟她……结婚，马上。”
“可茵茵，”我差点背过气去，停了停，喝了一口茶，大声强调说，“可茵茵是你阿超的女儿啊！”
“我知道孩子……”他咽了咽喉结，“她叫什么？”
“茵茵。绿草如茵的茵。”一下子，我没有了说话的力气，嗓门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清楚，“至于她姓什么，取决于你。”
这当儿，一个女子手提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蹦蹦跳跳走进门，一瞧见我，愣了一愣，目光布满猜忌和敌意，扭头问阿超：“她是谁？”
“我以前的同事。”他从僵硬的脸部拼命挤出一点笑，“她到学校办点事，顺便来看看我。”
“你好。”她咄咄逼人的口气，毫无礼貌的含义。
我竟像个恭顺的仆人领会了主人的旨意一样，冲她一点头，抱着孩子匆匆而去。出了校门，回头一张望，世界突然模糊了。
我又找回了哭的感觉。我才不管人家怎么避开我、睥睨我呢，我站在人行道上哭，在中巴上哭，在佩珊家里放肆地哭。一向沉默寡言的姐夫斯斯文文说：
“哭什么哭，没文化，哭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负责？”
佩珊说：“让她哭吧。哭够了，她就能对自己负责了。”
我就觉得这两口子真是一对活宝，对别人的哭评头品足，让人听了麻嗖嗖、酸溜溜的，恨不得唾他俩一口。
后来才知道，他们故意要逗我破涕为笑。可是，你怎么笑得起来呢是不是？
第二天，阿超上这儿来看我和茵茵，买了很多儿童食品。我没理他，但收下了儿童食品——那当然是父亲职责的一部分。
跟那女子结婚之后，他仍然定时来探望茵茵，送五花八门的礼物给孩子，每周一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小心翼翼坐坐，想跟我聊聊天，一般情况下，是他自个儿嘀嘀咕咕，那神态接近中性，脸色苍白，活脱一个标准的太监。我甚至不为自己、而为他感到悲哀。
为什么？
如果说我是一架断线风筝的话，至少还有自己的存在；而阿超，那男人骨子里极度的自私，最终使他彻底丢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