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成本低，企业不怕罚
以2005年初的环保风暴为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30个擅自开工的项目进行处罚，可是按照法律规定，对每个违法项目只能处以5万～20万元罚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对于10多个亿的投资项目来说，这样的罚款完全是“毛毛雨”，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在检查一个企业时，老板对他们说：“我一天的利润是30多万，我一天就拿出1万块钱让你环保罚，你一年不才罚掉我10天的利润？” 6
执法成本高，导致查处不力
环境保护执法成本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由于资金严重不足，无力购买必要的检测设备，甚至人员经费也无法得到保证，只能降低监测标准，以至于常常出现环保监测不到位现象。
按照国际惯例，环境保护投入应该占GDP的2%，可是这个数字在我国却只有1。5%。一方面，我国政府预算收支科目中没有环境保护类级科目 7，环境保护投入与社会发展水平不适应；另一方面，我国环境污染的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环境保护执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相对背离。所有这些，都提高了执法成本。
尤其是2003年7月1日实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后，向企业收取的排污费采取收支两条线方式，10%上缴国家财政，5%上缴省级财政，其余归地方财政，同时规定排污费全部要用于治污、不能再用于环保系统自身建设，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
正因如此，最近五六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每年都有代表、委员提交“质询函”，要求国家财政部在制定政府预算收支科目时，尽快设立“环境保护”科目，以保证各级财政对环保资金的投入得以落实。
二是我国目前4。5万名环境执法队伍中，有3。8万人分布在县（区）一级。由于环境执法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故意用人员、经费来卡环保部门，让环保执法“先天不足” 8。
守法成本高，让老实人吃亏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面临着污染物排放量大、工业污染排放日趋复杂、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上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增加、环境突发事故增多等问题，环境污染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形势不容乐观。可是，由于对环保违法违纪案件处理力度偏轻，肇事者往往被罚款了事，而且罚得不痛不痒，从而出现了“逼良为娼”现象。因为“老实人吃亏”，所以原来的守法户也不得不违法了。
例如，某味精厂建设治理设施投资2亿元，平时每天的运行费用要10万元，可是如果该厂不正常运行治理设施，排放废水就超标，却可以省很多钱。环保部门一旦查到，即使是省级一次也只能罚10万元，只相当于它们一天的运行费用。更不用说，在地方保护伞下，一些违法企业往往会“化险为夷”，连这点罚款也不用缴 9。
此外还有，沱江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可是对肇事企业的罚款却只有100万元。刑法虽然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可是全国因为污染环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寥寥无几。老百姓戏称缺乏刑事惩治手段的环保案件处罚和治理，是一条“不通电”的“高压线”。
布局不当，环境污染事故频发
最近几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越来越暴露出工业布局不当所造成的严重问题。
旧规划留下环保沉疴
过去的重化工企业，大多建在大江大河附近，或者主城区内 10。专家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2000家化工企业，地处居民区或城市饮用水源上游。这样做的后果是，即使一个常规性的化工事故，只要处理不慎，就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安全。这也是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的重要原因。
最典型的是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吉化“11·13爆炸”，没有被控制在厂内，而是直接引起哈尔滨等城市的水污染危机，甚至殃及俄罗斯的城市。究其原因在于，这个国内最大的苯胺制造厂临江而建，工业规划和布局极不合理，加剧了事故危害性。本来是一家化工厂的一个一般事故，演变成了危害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安全的重大事故。
自1950年代该厂建成后，几十年内，向松花江排放的汞累计高达150多吨，造成沿岸居民出现汞中毒的水俣病；而沉积在江中的汞，治理耗时10多年。在这几十年内，沿松花江两岸建设的小油井、小炼油厂、化工厂不计其数，江水污染问题日益严峻。
除此以外，2003年12月23日，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在重庆开县发生特大井喷事故，造成243人死亡，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规划不当。出事矿井离居住最近的村民不到100米，矿井周围散布农户，一旦发生事故就是骇人听闻的大事故 11。
新布局留下的环保隐忧
新一轮化工投资热潮，同样在引起环境专家们的深深担忧。
以石化产业为例。一方面，2004年我国主要石化产品的产量创历史新高，石化行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3%，对GDP的贡献份额达18%。石化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使得不少化工企业超产能运转，大大增加了安全事故隐患。另一方面，这些重化工业，不是沿江布局就是分布在环境敏感区，即使每个项目都达标排放，也会由于整个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产生污染叠加效应，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12。
例如，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0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表明，我国渤海湾、江苏近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局部海域污染严重，而这些海域附近密布着近年来建成的大小化工园区。生态统计证实：我国13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患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 13。
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解决的根本措施是搬迁。可是由于问题积重难返，要对这些企业喝令开道，又谈何容易！
一方面，企业搬迁需要巨额资金，而且往往是天文数字；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职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不愿意搬到郊区化工园区；更不用说，即使搬迁到郊区化工园区，同样存在着环境承载力隐忧。
考虑不周，生态补偿机制欠缺
环境保护不是一家一户、一城一地的事，而是大家的、共同的事。例如，对于一条河流来说，就不能说环境保护只是上游、中游或下游的事，而是“人人有责”。上游地区环境保护做得好，受益的是中下游地区。而这时候，作为受益的中下游地区，理所应当在各方面协助和支持上游地区搞好环境保护。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要建立一种生态补偿机制，从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中予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