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那一夜，红军配合了他。他们没有杀人，只是烧了粮草。他们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做什么。也许——他们也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也许——他们会继续配合他。
陈东征把镇纸放回桌上，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他脸上，冷冷的，像一片落在额头上的雪。他抬起头，看著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周围没有一丝云彩，星星稀稀拉拉的，只有几颗最亮的还在闪烁。
他对著月亮，像是在对那支在山那边行走的队伍说话。
“我需要打几场仗，”他低声说，“但我不想伤人。你们能不能——配合我一下？”
月亮没有回答他。月光只是冷冷地照著他，把他一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孤零零的，像一棵站在旷野里的树。
陈东征苦笑了一下，转身走回条凳上，坐下来。他把脚伸出去，靠在桌腿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转著那些问题——在哪里打？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报告怎么写？
这些问题像一群苍蝇，嗡嗡地在他脑子里转，赶不走，也打不死。
但他知道，他必须想出答案。因为从明天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明天开始，他不再是一个“追而不击”的团长，不再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团长，不再是一个可以躲在后面看戏的团长。他要衝在前面，要打仗，要流血，要杀人。
或者——假装要杀人。
陈东征睁开眼睛，看著头顶的黑暗。祠堂的屋顶很高，黑暗中什么都看不到，只有偶尔有蝙蝠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迴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拍手。他想起陈诚信里的那句话——“哪怕是小仗，也要打。”
小仗。他可以打小仗。打完了，报告写漂亮一点，上面交了差，红军也没有损失。两全其美。
但沈碧瑶呢？她能看出来吗？她那双眼睛，毒得很。她在復兴社受过训练，知道什么是真的打仗，什么是演戏。如果她在现场，她能看出来他在放水吗？
陈东征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沈碧瑶。这个女人的名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下，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盪开一圈一圈的涟漪。他想起她在黄平帮他协调物资的样子，想起她给他做的那碗面，想起她说“你的军装该洗了”时的语气。她变了，不再是刚来时候那个冷冰冰的、恨不得把他钉在墙上的沈组长了。她开始帮他，开始对他好，开始——
他开始不確定了。不確定她到底是敌是友，不確定她会不会把他的“演戏”当成“通共”的证据，不確定她会在那个小本子上写什么。
但他没有选择。他只能赌。赌她看不出来，赌她就算看出来也不会说，赌她——已经不再是他的敌人了。
陈东征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墙是土墙，很凉，靠上去有一股泥土的味道，混著旧木头和灰尘的气息。他闻著那个味道，慢慢地放鬆了下来。脑子里还在转，但转速慢了一些，像一台快要耗尽电力的机器，还在转，但已经转不动了。
他想起自己刚穿越过来的那天。他站在湘江边上，脚下是红军的血，面前是那支正在远去的队伍。他对他们说：“走吧，我送你们一程。”
现在他走了快一个月了。从湖南走到贵州，从湘江走到乌江边上。他走错了路，延误了时间，放走了俘虏，在战报上造假。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只为了让他们走得更远一些。
但现在，他不得不停下了。不是他想停，是这个世界不让他继续走下去了。上面的人在看著他，告状的信已经递到了蒋介石的桌上，他的叔叔也保不了他了。他必须转过头，面对那支队伍，举起枪，打几仗。
但他不会真的打。他会举起枪，但不会扣下扳机。他会衝上去，但会在最后一刻停下来。他会让上面看到“战果”，但不会让红军流血。
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陈东征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到桌前。他在黑暗中摸索著，摸到了桌上的文件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空白的地图，铺在桌上。然后他划了一根火柴，点上煤油灯。火光在黑暗中亮起来，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照得清清楚楚。
他拿起笔，开始在地图上標註。猴场，余庆，瓮安，乌江。每一个地名旁边，他都標上了距离和时间。他计算著红军的行军速度，计算著自己能赶上的地点，计算著打一场“像样的仗”需要多少兵力、多少弹药、多少时间。
他的笔尖在地图上划过，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走路，踩在落叶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但很稳。
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晃，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黑乎乎的一团，像一个弯著腰的人在走路，从墙的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回这边，反反覆覆，停不下来。
陈东征看著墙上的影子，忽然想起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很久以前，在另一个世界里说的。
“接下来的路，得走得更聪明了。”
他低下头，继续在地图上標註。笔尖在纸上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走路。从猴场到乌江，从乌江到遵义，从遵义到——他不知道的地方。
但他会走下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