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庙基址的发掘持续了整整一周。
陆时衍带着考古队将整个基址揭露出来，测绘了平面图，拍了数百张照片，每一块砖、每一处灰痕都做了记录。神台上的三处凹陷被用三维扫描仪精确建模，与青铜卣的圈足数据进行比对——完全吻合，误差不超过两毫米。九百年后，那件商代重器终于找到了它原本的位置。
但第三处凹陷对应的器物，始终没有找到。
那是一处直径约八厘米的圆形凹陷，比青铜卣的圈足小，比铜印的印面大。凹陷的边缘有一圈浅浅的压痕，像是器物的底座留下的印记。陆时衍将凹陷的尺寸和形态发给考古院的青铜器专家，回复是：可能是铜鼎或铜簋的圈足。商代晚期，子姓王族的祭祀礼器中，鼎和簋是常见的组合。
“还有一件。”苏砚之站在神台前，看着那三处凹陷，“霍仲年从神台上取走了三件器物。青铜卣在密室铜箱里。铜印在铜箱夹层里。第三件——不在密室里。”
“也不在霍震霆的藏品里。”陆时衍说。专案组已经将霍震霆案追缴的文物清单发给了他，青铜器、瓷器、玉器、书画，上百件珍品，但没有一件符合第三处凹陷的尺寸和形态。
苏砚之蹲下来，仔细看第三处凹陷的边缘。修复灯的光从侧面照过去，凹陷底部隐约有一些不同于周围石面的痕迹——不是磨损，是残留物。极小的一块，嵌在石面的孔隙里，颜色比青石略深，带着微微的光泽。
“是铜锈。”她取出便携式显微镜，将镜头对准那块残留物。显微镜的屏幕上，放大五十倍后的残留物呈现出清晰的层次结构——绿色的碱式碳酸铜，致密、均匀，是典型的出土青铜器锈蚀产物。“那件器物在这里放了很久。久到铜锈渗透进了石面。”
“三千年。”陆时衍说。
从商末到北宋，那件器物在这座神台上放了整整三千年。霍氏祖先从殷墟将它带出来，一路向西，渡过黄河，翻过秦岭，最终在耀州的山坳里安了家。神台上的香火燃了三千年，直到宣和五年的那个秋天，霍仲年将它取下来，带出了家庙。
然后，它消失了。
霍仲年在绝笔信里只提到了“藏信物于密室”，没有说藏了几件。铜箱里只有青铜卣，夹层里只有铜印和族谱。第三件器物，他带去了哪里？
“有两种可能。”陆时衍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土，“要么他把它藏在了另一个地方，比密室更隐蔽的地方。要么——”
“他把它带走了。”苏砚之接道。
陆时衍点了点头。宣和五年，金人南侵在即，霍仲年封窑绝笔。他可能将最重要的那件器物带在身上，随着霍氏族人一起南迁。如果霍氏后人在战乱中存活下来，那件器物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他们没有——
器物就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缝隙里。
“霍氏族谱里会有记载吗？”苏砚之问。
陆时衍摇了摇头。族谱他只翻到最后一页霍仲年的绝笔，前面记载世系的部分还没有细看。专案组将族谱作为证据收走了，目前存放在考古院的文物库房里，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回去以后，我申请调阅族谱。”
他们没能立刻回去。
当天下午，李队的电话打来了。声音很急，背景里有警笛的鸣叫声和嘈杂的人声。
“陆老师，你们在铜川的发掘，有没有对外公布过？”
“还没有。”陆时衍走到探方外面，找了个信号好的位置，“抢救性发掘才刚开始，出土器物还没有正式鉴定，按规定不能对外公布。怎么了？”
“有人公布了。”李队的声音沉下去，“今天上午，一个叫‘文博之声’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铜川北窑惊现商代重器，霍氏三千年秘密曝光》。文章里配了照片——你们发掘现场的照片。”
陆时衍的手指猛地收紧了。
“什么照片？”
“家庙基址的全景、神台上三处凹陷的特写、青铜卣在密室铜箱里的出土照。”李队顿了顿，“最后那张照片，只有当时在密室现场的人才能拍到。”
当时在密室现场的人：陆时衍、苏砚之、陈默，以及后来赶到的专案组警员。专案组警员是李队亲自挑选的，每一个都签了保密协议。陈默跟着陆时衍多年，绝不可能泄密。苏砚之更不可能。
那照片是怎么流出去的？
“文章是谁写的？”陆时衍问。
“署名是‘特约撰稿人方圆’。”李队说，“我们查了这个名字，是个化名。公众号的运营主体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注册地在西安。公司的法人代表叫何丽——何昌、何盛的妹妹。”
何家三兄妹。何昌负责造假，何盛负责施工，何丽负责舆论。
周明远的网络，比他们预想的更大、更密。
“文章里写了什么？”
“写了你们在青石沟发现密室、出土青铜卣、破解刻纹密码、找到北窑家庙的全过程。”李队的声音压得很低，“细节非常准确，准确到只有内部人员才能知道。文章最后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主持此次发掘的省考古院陆时衍副研究员，其父陆文渊二十一年前因考古事故身亡。父子二人先后追查霍氏信物，是否存在某种私人动机，值得关注。’”
陆时衍的呼吸停了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