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上很热闹。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到处乱窜，喇叭声此起彼伏。路边摆满了各种小摊——卖水果的、卖烤鱼乾的、卖二手衣服的、卖手机充值卡的。水果摊上的芒果和木瓜堆得像小山，顏色鲜艷得过分，在热带的阳光下闪著光。烤鱼乾的味道和柴油的尾气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令人不太舒服的嗅觉体验。一只瘦骨嶙峋的狗躺在墙根下，尾巴时不时动一下，赶著苍蝇。
但也有一种奇异的生机。这座破旧的城市里充满了声音和顏色——小贩的叫卖声、摩托车的喇叭声、孩子们在路边踢足球的笑声、远处清真寺传来的诵经声。每一个声音、每一种顏色都那么浓烈，像是从热带的土壤里直接长出来的。
我拖著行李箱，背著登山包，在街上走了一会儿。一个骑著摩托车的年轻人停在我旁边，用带著浓重口音的英语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要找一家旅馆。他想了想，说：“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了一家叫“绿洲旅舍“的小旅馆。说是旅馆，其实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刷著淡绿色油漆，门口有一棵巨大的芒果树，树下摆著几把塑料椅子。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坐在树下，正用扇子赶苍蝇。她看了我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对外国人的到来已经见怪不怪。
旅馆的房间很小，但乾净。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扇窗户、一台看起来至少有二十年歷史的老式落地扇。浴室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热水——如果有热水的话——是太阳能热水器提供的。床头柜上放著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印著“绿拉立昂旅游指南“，翻开来里面夹著一张手绘的博城地图，边缘已经卷了边。
我把行李放下，打开窗户。窗外是博城的街道，远处的天际线上，有一道绵延的山脉轮廓，在暮色中若隱若现——那就是翡翠岭。
暮色中的翡翠岭看起来不像一座山，更像一道城墙。一道由大地自己长出来的、沉默而不可撼动的城墙，横亘在天地之间，肩膀上扛著燃烧殆尽的晚霞。山顶被云雾遮住了一半，像是藏在面纱后面的巨人面孔。从地质构造上讲，翡翠岭是古元古代造山运动的產物，经歷了近二十亿年的风化侵蚀，山顶已经被削平成了一个高原面，边缘则是陡峭的悬崖和深切峡谷。那些峡谷在暮色里像黑色的伤口，蜿蜒在山体上。
很壮观。也很遥远。
苏晚就在那道山的后面。
我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锁好房门，走出了旅馆。
天已经黑了。博城的夜晚比白天更热闹——因为白天的酷热终於消退了一些，人们纷纷从屋里涌出来。街道两旁亮起了零星的灯光，大多不是电灯，而是煤油灯和柴油发电机驱动的灯泡，光线昏黄而摇曳。夜市开了，烤羊肉的香味飘了出来，跟芒果和柴油的味道搅在一起。几个孩子在一盏路灯下踢足球，球是用旧布和塑胶袋缠成的，踢起来没有弹性，但他们玩得很开心。
我在旅馆旁边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找到了一家看起来还算乾净的餐馆。说是餐馆，其实就是一个铁皮棚子下面支了四张摺叠桌，棚顶掛著一盏用铁丝吊著的灯泡，灯泡上落满了蛾子。一个繫著围裙的胖女人在棚子深处忙著做饭，一口大锅架在炭火上，锅里咕嘟咕嘟地煮著什么东西，散发出浓郁的、带著椰奶味的香气。
我在靠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要了一份当地的食物。端上来的是一碗浓稠的汤——用鱼乾、秋葵、棕櫚油和木薯粉煮的，当地叫“fufu“配“palavasauce“。味道很奇特，腥气、酸味和椰奶的甜味搅在一起，说不清好不好吃，但確实很顶饱。
我低著头吃饭。博城的夜色在铁皮棚子外面流动著，摩托车的大灯偶尔扫过来，在地上划一道光。远处有人在放音乐，是一种节奏感极强的当地音乐，鼓点密集，像是心跳的加速版。
吃著吃著，我注意到对面那张桌子空著，但桌上放著一杯还冒著热气的茶。有人坐过，但刚走——或者刚去上厕所。
我继续吃。
大约五分钟后，一个人影从餐馆外面走了进来。
那个人很高，至少有一米八五，身材魁梧，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色短袖衬衣，下身是一条灰绿色的工装裤。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头髮剪得很短，花白相间。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左眼角到颧骨之间的一道疤——那道疤不像是刀伤，更像是什么东西划过的，已经癒合了很多年，但依然清晰。
他的右手拎著一个帆布包，包上沾满了红土的痕跡。左手——我注意到——少了一截小拇指。
他走路的姿態很特別，脚步轻盈，几乎没有声音，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泥泞的丛林里走过很多年，练就了一种不打滑的本领。他的眼睛在灯泡的光线里扫了一圈，目光在每一个角落都停留了片刻，像是在確认有没有危险，然后才在我对面坐下来。
然后，他用中文说了一句话。
“你是不是林远舟？“
我放下了勺子。
博城是一个到处都是外国人的城市——中国人、法国人、黎巴嫩人、印度人，各种面孔都有。但一个非洲人坐在你对面，用中文问你的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寻常。更何况他的中文——虽然带一点口音——非常流利，比很多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外国人都要好。每一个字的声调都很准，措辞也很地道，像是下过很深的功夫。
“你是谁？“我问。
“穆萨·卡马拉。“他说，声音很低，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陈伟铭让我来的。“
陈伟铭。陈教授。
我盯著他看了几秒钟。他的眼睛很亮，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两块打磨过的黑曜石，里面映著灯泡的光和飞蛾的影子。眼角的皱纹很深，像是被太阳和风沙刻出来的。他的手指粗壮，指甲修剪得很短，指节上有老茧——不是握笔留下的那种，是握別的东西留下的。
“陈教授告诉过你我会来？“
“不光告诉我你会来，“老卡说，“他还给了我你的照片、你的护照號码、你的航班信息，以及你在中国的手机號——虽然在绿拉立昂用不了。“
他把帆布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一张我两年前在实验室里对著电脑工作的照片，不知道谁拍的。照片背面用蓝色原子笔写著我的名字、护照號，以及一行小字：“此人身携地质学与生物学双料技能，可堪大用。“
那行小字是陈教授的笔跡。我认得——他批改论文的时候，就喜欢用这种蓝色原子笔。
“陈教授三天前就联繫你了？“我问。
“不。十天前。“
十天前。那时候我还没有最终决定来绿拉立昂。但陈教授已经……
“他知道你会来？“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