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六月，洛阳。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军装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勒得脖子发痒。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上个月抵给戴笠了，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进去。
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桌上搁著一碟花生米，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
“少东家。”
“说。”
“我想去上海。”
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有，地下党。少东家说过，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国的財源。財源稳了，前线才稳。”
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
李宇轩站得笔直。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他一个字没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诚。”大队长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阳太闷。”
“是。但我也確实想去替少东家看著上海。”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会儿。
“去吧。记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门口等著。
“师座，校长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那咱去干什么？”
“找匪，找不著就造匪，造不出来就查税。”
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內部传开了。张灵甫听了，跟胡璉说师座这话听著像土匪说的。胡璉说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闸北。
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掛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別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体，漆得鋥亮。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歪著脑袋看了半天，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又来一个吃閒饭的。”
老赵嘴里叼著钉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个牌子大。”
李宇轩住进去头一天，把张灵甫、胡璉、李弥叫到二楼，窗户全关上。
“从今天起，上海所有码头、仓库、商铺，重新核定税额。”
张灵甫愣了一下。“师座，咱不是来——”
“税就是剿匪。剿匪要钱，钱从税来。”李宇轩把一张上海地图铺在桌上，手指头点在十六铺码头，“原来交一百的，现在交一百五。原来交一千的，现在交两千。”
胡璉皱了皱眉头。“师座，上海的商人去年刚搞了个废止內战大同盟，七十二家商会联名。咱们这么搞，他们肯定要闹。”
“闹？”李宇轩坐下来，翘起腿，“告诉他们，这钱是校长剿共花的。敢闹就是反对剿共。反对剿共就是通共。通了共，我就能名正言顺查他们的帐。”
李弥第一个笑出声。“师座，您这逻辑，闭环了。”
“还有。”李宇轩补了一句，“孔祥熙那边我打过招呼了。收上来的税，三成归財政部，三成归校长，剩下的归我们。”
胡璉恍然大悟。“怪不得您敢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