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白宾。
听说我出生的时候有八斤半，在那个年代的镇卫生院里算是个大胖小子。
但也是这八斤半，要了我妈的命——难产，大出血，没救过来。
我没见过我妈，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小时候别人家孩子被妈妈牵着去上学的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没有妈妈”，只是觉得奶奶的手很粗糙，握着我的小拳头的时候，掌心有一层硬硬的茧，磨得我手背有点痒。
白伟华——我爸，跑海船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像是家里的一张照片、一个电话里的声音、一个每年回来两三次的风尘仆仆的身影。
他走南闯北，去过很多我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大包东西——海南的椰子糖，厦门的鱼片干，青岛的贝壳项链，有时候还有一艘用木头雕的小船，刷着亮晶晶的漆。
我把那些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我房间那个带锁的抽屉里，像松鼠囤积过冬的果实一样，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心满意足地锁回去。
十岁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刚立冬，风就已经开始往领口里灌了。
放学路上的梧桐叶子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
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心里头热乎乎的——我爸又要回来了！
这次出海走了快五个月，比上次还久，他信里说这回给我带了一套会发光的奥特曼，还有一包进口的巧克力，说是有芝麻夹心的，我没吃过，馋了好几个礼拜。
我推开家门的时候，心里头还在想：我爸会不会已经到家了？
——然后我就愣住了。
屋里的气氛不对。太安静了。不是那种家里没人的安静，是那种有好多人在但谁都不说话的安静，沉甸甸的，像一块湿布捂在脸上。
奶奶坐在客厅那张老藤椅上，眼眶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条手帕，不停地捻着角。
客厅中间站着一个女人——穿着深蓝色的旧棉袄，头发扎得低低的，背影很瘦很小，肩膀在一抖一抖地抽泣。
我爸白伟华站在她旁边，刚换下那身沾着海腥味的工作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低着头，嘴皮子一动一动的，一直在说：“对不起……真的对不住……老李他……”
我认出了那个哭泣的女人——是隔壁的方翠阿姨。
她家住在巷子尽头那间屋顶长着瓦松的老房子里，平时碰见了会摸摸我的头说“小宾又长高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但此刻那两个酒窝不见了，她的脸埋在掌心里。
我站在门口，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一半，搞不清楚状况。“爸？方翠阿姨？你们……怎么了？”
白伟华抬起头看见我，眉头皱了一下，三步两步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往小房间的方向推：“回来了？进屋进屋，写作业去。”
“可是我——”
“写作业去！”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重得像一块石头砸下来。
我被推进了小房间，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带上。
我趔趄了两步站稳，刚想回头拉门——然后我看到了我的书桌前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孩子。
她穿着我们北港小学那套丑得要命的蓝黑色校服。
那套校服的版型又肥又大，穿在大多数人身上都像套了个麻袋，但穿在她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坐得很直，肩膀线条被那宽大的布料一衬，反而显得清瘦又端正。
袖口露出一小截手腕，白白细细的，腕骨微微凸起一个小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