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两周，临江的年味越来越浓。金融城的写字楼大厅里摆上了年桔和桃花，商场里循环播放着贺年歌曲，街上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
李砚和谭昭宁也在准备过年。
这是她们在一起后第一个春节，也是第一次要面对“以什么身份回家”这个问题。
“你爸知道我们的事吗？”谭昭宁问。两个人窝在沙发上，电视里放着一部无聊的贺岁片，谁都没在看。
“不知道。”李砚说，“没敢说。”
“怕他不同意？”
“怕他担心。他那个年纪的人，对这种事不太了解。怕他觉得我过得不好。”
谭昭宁沉默了一会儿。
“那今年过年，你怎么说？还是一个人回去？”
“嗯。”
“那我呢？”
李砚转头看她，谭昭宁的眼睛里有一丝小心翼翼的光——不是委屈，是一种试探，像是在问“你愿不愿意让我进入你的家庭”。
李砚握住她的手。
“给我一点时间。下次，我一定带你回去。”
谭昭宁点了点头，靠在她肩上。
“我不是要逼你。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把我们的事放进你的未来里。”
“放了。从第一天就放了。”
第二天，李砚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砚砚，过年什么时候回来？”李父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老家的口音。
“年二十八。票买好了。”
“一个人？”
李砚愣了一下。父亲以前从不会问“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一个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些东西，是谁买的？营养品，还有衣服。”
李砚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朋友。”
“什么朋友？”
“……好朋友。”
李父又沉默了一会儿。
“砚砚，你从小就不爱跟我说心里话。你妈走了以后，你更不说了。你什么事都自己扛，扛不住了也不说。”
李砚的眼眶红了。
“爸——”
“你听我说完。”李父的声音有点哑，“爸不图你大富大贵，不图你光宗耀祖。爸就图你——过得好。过得开心。身边有个人。不管那个人是谁。”
李砚的眼泪掉了下来。
“爸。”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