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租的房子在旧楼四层，没有电梯。
岑年扶着扶手一层一层往上爬，胃里还隐隐作痛。钥匙插进锁孔时，她手指发软，试了两次才打开门。
屋子很小，窗帘拉了一半，晨光从缝里钻进来，照见茶几上母亲上次住院留下的缴费单。
岑年把包放下，从里面摸出那沓钱。
钞票皱巴巴的，带着烟酒味。她一张张数好，夹进病历本里，又去浴室洗澡。
洗完澡她没有睡。
吹干头发，换了件干净的白T，拿上病历本和缴费单，去了医院。
岑母还在睡，脸瘦得只剩一层薄薄的皮，手背上扎着针，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落。
岑年站在床边，看了她很久，半晌才低低喊了一声：“妈。”
岑母慢慢醒过来。
看见她，眼底先有了一点光，随后便挣扎着想坐起来：“年年回来了。”
“嗯。”
岑年快步上前扶她，把枕头垫到她背后，又替她掖了掖被角，这才在床边坐下。
岑母抬起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
“学校放假了？”
“没有，上午没课。”
“那你还跑过来做什么？多睡一会儿也好。”
“我想妈妈了。”
岑母笑容清浅，落在一张久病的脸上，像冬天里很淡的一点日光。
母女俩说了一会儿话。
说是说话，其实多半是岑年在说。岑母病久了，气息虚，说不了太多，只偶尔应一声，眼睛却一直看着她，怎么也看不够。
岑年十八岁以前，并不是如今这样的生活。
她生在北京，长在很好的房子里。
母亲是学艺术的，年轻时画画，弹琴，插花，连吃饭用的瓷盘都要讲颜色和光线。
父亲很忙，从不缺席她人生里那些体面的场合。
升学宴、生日宴、出国前的送别晚餐，人人都笑着夸她，说岑家的女儿漂亮、聪明、命好。
十八岁那年，她去了澳洲。
那时她刚入学不久，行李箱还没彻底收拾完，宿舍窗外的海风每天吹得窗帘乱晃。
她曾以为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后来才知道，有些人的命运会在猝不及防时极速坠落。
父亲出事的消息传来时，她在异国他乡坐了一夜。
第二天，她退了课，买了最早一班回国的机票。
回到北京后，她开始面对，紧闭的大门、冻结的账户、查封的房子，和一群突然变得陌生的熟人。
更难堪的是，直到那时她才知道，父亲早在出事之前，就已经把能转走的钱都转走了。
那些钱没有留给她和母亲。
它们流向另一个女人，和一个被藏在阴影里许多年的儿子。
岑年还不来得及反应，母亲却病倒了。
那个从前连裙角沾了灰都要皱眉的女人，在一场又一场变故里迅速枯下去。
后来岑年带她离开，辗转来到汀城，租住在老城区一间潮湿的小房子里。
日子从不会因为谁已经够可怜，就肯高抬贵手。
岑年最初去会所，只是做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