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香港天文台把三号风球升级为八号。
这是二〇〇九年香港遭遇的第二个八号风球。
热带气旋“天鹅”离开不到一个月，热带气旋“巨爵”又来了。
这个名字来自葡萄牙语，原意是一种盛酒的器皿，但此刻的香港没有半分举杯的闲情。
气象图上的螺旋云带像一只巨大的拳头，从南海深处缓缓挥过来，带着每小时超过一百公里的阵风和倾盆大雨。
整个城市都在做最后的准备——临街的店铺早早落下了铁闸，玻璃橱窗上贴满了米字形的胶纸；天星小轮在下午四点就停了航，码头上的红色旗帜被风撕扯得猎猎作响；地铁站入口堆起了沙包，职员拿着扩音器一遍遍地广播“最后一班列车”的通知；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忙，低着头、缩着脖子，手里的雨伞被风吹得翻折过去，像一朵朵在暴风雨中倒悬的黑色花朵。
这是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单月内连续遭遇两个八号风球。
气象专家在电视上用一种努力压制惊讶的语气说这是“五十年一遇的极端天气现象”，呼吁市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但此刻的香港，有两拨人正顶着狂风往同一个方向赶——一拨是O记的探员，在赵家明的带领下驱车穿过风雨交加的西隧，目标是一个小时后的海辉码头；另一拨是陈氏集团的走私船队，正在珠江口的公海上加速前进，试图赶在风暴完全登陆之前完成交货。
而站在这两拨人中间的那个支点，此刻正坐在尖沙咀一间五星级酒店的顶楼餐厅里，隔着落地玻璃，看着维港在八号风球下变成一片狂暴的铅灰色。
三个小时前。
杨贞楠接到陈楚江的短信时，刚刚走出湾仔警署的大门。
天色已经开始变了——云层从东边压过来，又低又厚，把下午三四点的光线压成了黄昏。
街上的行人比平时少了大半，只有几个打工仔在便利店门口抢购矿泉水和即食面。
她站在军器厂街的路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行字。
“今晚七点，半岛Felix。有嘢同你讲。”
半岛酒店。
Felix餐厅。
全香港最贵的餐厅之一，开在半岛酒店二十八楼，以落地玻璃窗正对维港全景闻名。
在那里吃一顿饭的花费，大概相当于她一个月的人工。
而陈楚江选在台风天订这种地方——这不像他。
他一向不喜欢张扬，平时约会不是茶餐厅就是大排档，最贵的也不过是红磡那家居酒屋。
去半岛，意味着今晚有特别的事。
她回了一个字：“好。”然后快步走向西环的方向。她需要在出发之前，先把今天在警局收到的信息整理好。
风越来越大了。
她走过上环的时候，街边的老榕树被吹得枝叶乱颤，几根细枝已经断了，落在人行道上被风推着滚。
海水在维港里翻涌，浪头比平时高出一大截，白花花的浪尖在灰暗的天色中格外刺眼。
天星小轮已经停了，码头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块红色的警示牌被风吹得哐哐作响。
这座城市正在暴风雨的前奏中屏住呼吸。
回到唐楼，她打开衣柜，把那些“不良行头”翻了个遍。
最终挑了一条黑色的连身裙——不算太正式，但也不随便，裙摆到膝盖上面一点，领口开得恰到好处，不会让人觉得她在刻意打扮，但也不会让人觉得她不够尊重场合。
她对着镜子涂了一层淡色的唇膏，然后把头发放了下来，发尾微微打着卷，比平时的马尾看起来柔和了几分。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想起了第一次去同学聚会那晚。
那时候她也是对着同一面镜子，画着浓妆，穿上从来不会穿的短裙，把自己变成一个“不良少女”。
那时候她只觉得这一切都是表演——演给陈楚江看，演给陈氏的人看，演给任何一个可能调查她的人看。
但现在，她已经分不太清楚，镜子里这个女人到底是在表演，还是在做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