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九月。
那是中四开学的第一天。
香港的九月热得像蒸笼，教室里的冷气机坏了三天还没修好，五十几个学生挤在三十多度的闷热里，衬衫领口都被汗浸得发软。
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嘎吱嘎地转着，搅动的全是热风。
有人在用练习本当扇子，有人趴在桌上装死，有人在小声抱怨学校太抠门。
陈楚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
这是他刻意选的——最后一排意味着没有人会从背后拍他肩膀，靠墙意味着只有一边需要应对。
十六岁的他已经学会了这些，像一个被迫提早入行的学徒，把躲避人群变成了一门必修课。
他比同龄人高出一截，肩膀已经初具成年男人的宽度，但因为抽条太快，整个人显得清瘦。
校服衬衫扣到第二颗，袖口的钮扣规规矩矩地系着，和周围那些卷袖子敞领口的男生格格不入。
他的五官在同龄人中过于分明了些——眉骨突出，鼻梁挺直，下颌已经有了棱角——但那双眼睛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
十六岁的少年，眼睛里不该有那种沉沉的、被压着的东西。
他的同桌换了三次，每一个都因为“江少太闷”而找老师调了位，现在那张桌子只放着他的书包，没有人坐。
班主任Miss周站在讲台上点名。
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八十年代流行的短卷发，说话中气十足，骂起人来整条走廊都能听见。
她一个一个地念名字，底下稀稀拉拉地应着“到”。
陈楚江把目光放在窗外。
操场上的凤凰花开得正盛，红彤彤的一大片，像是要把整棵树都烧着了。
九月的阳光砸在花瓣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红。
“杨贞楠。”
没有人应。
“杨贞楠！”Miss周提高了音量，抬起头扫视教室。
教室里忽然安静了一秒，然后门被从外面推开了。
陈楚江转过头，看见一个女生站在门口。
她穿着校服，但校服在她身上像是被人临时借来的——衬衫最上面两颗钮扣敞着，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背心边角，领口的扣线有一小截脱了线。
裙子比其他女生短了一截，大概是自己改过的，裤腰别着一个银色的钥匙扣，挂了一只很小的玩具熊。
脚上是一双磨得起了毛边的黑色皮鞋，鞋带的系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头发扎成马尾，但扎得很松，几缕碎发搭在脸颊旁边。
她大概是跑着来的，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胸口还在微微起伏，但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一个迟到的学生——既没有害怕，也没有不好意思，反而带着一种“我来了，你们可以开始了”的理直气壮。
陈楚江见过很多种迟到。
有人点头哈腰地道歉，有人红着脸溜到座位上，有人编借口说巴士脱班。
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好像迟到不是错误，只是她选择的一种入场方式。
“杨贞楠。”Miss周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火气，“第一日就迟到，你暑假放得太舒服系咪？”
“巴士脱班。”杨贞楠说。
“巴士脱班唔识早啲出门？”
“我早咗半粒钟出门，结果巴士早到咗，我上唔到。下一班迟咗二十分钟。”她语气认真得让人分不清是解释还是在抬杠。
全班哄堂大笑。
连Miss周都愣了一秒，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忍住一个不该在学生面前露出的笑意。
她大概教了二十几年书，见惯了各种迟到借口，但“巴士早到所以我迟了”这种逻辑，大概是第一次听到。
“入去坐好！”Miss周厉声道，但语气已经没那么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