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正统学派的说法里边，是承认《史记》所载的。
《史记》有载：伊尹，大商之名臣，不恋权势，辅佐四代帝王。
第四代帝王太甲无德，伊尹流放了太甲。
三年后见太甲已悔过自新，遂迎回太甲为王，他则病死了。
但是，比《史记》成书早了两百多年的《竹书纪年》，是由战国时期的史官所著的编年体通史。
在这部晋代因盗墓贼而出土的著作中，却记载着大量与《史记》全然不同的历史。
比如启杀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
又比如，竹书记载，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时是一百年，而并不是周穆王一百岁。
《竹书纪年》中记载“（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但《史记·殷本纪》中，却说中宗是太戊。
但后世发掘的甲骨文上，写的正是“中宗祖乙”。
只不过，《竹书纪年》的权力之争，实在是不符合儒家学说对于上古时代的美好描述，因而遭到很多大儒抨击、贬斥。
不过，它在儒家学者中也不是被全盘否定的。
包括很多否定它的大儒，其实也未必就真的不相信它的记载。
只是，价值取向的需要，注定了它不能被主流儒家学者认可。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历代儒家学者中都有人研究它。
宋代的《太平御览》中就记载“仲壬崩，伊尹（流）放太甲，乃自立”。
新蜀学兴起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儒家学者，务实之风渐起。
对于《竹书纪年》，也就有更多学者进行研究并认可了。
在《竹书纪年》中，伊尹辅佐第四代皇帝太甲时，权力达到了巅峰，于是自立为王。
七年后，太甲从流放之地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之所以他们普遍对失败者采用流放的方式，而不是赶尽杀绝，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做不到。
因为那时的大臣，就如此前的女真部落联盟，他们背后都是有一个大部落存在的。
而杨沅，从赵构、赵瑗，再到赵愭，这可是三代了。
大宋若是改立皇帝，正好是第四代。
若此时提及这个话题的是朝中大臣，必然因为忌讳而顾左右而言它。
但，这条船上的，却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
于是，就这个话题，他们又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就在这时，一个船工跑进来，对这群穿着儒衫的年青人禀报道：“各位先生，龙山渡码头就要到了。”
龙山渡码头上，一群朝廷大员此时也正聚集于此，因为首相魏良臣，今天要回建康老家去了。
码头上人头攒头，朱紫绿帛，各色冠带，济济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