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去找你们反映，你们不理，你不知道？
他死在县政府门口，你也不知道？”
赵德明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他低下头，肩膀塌下去，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
孙逸把手里的烟放下，站了起来。
他说话不像刘平那样急，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赵主任，我不是要追究你一个人。
王建国同志死了，这是事实。他为什么死？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活路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在农村干了三年，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就想上个大学，学点本事，将来有口饭吃。
可他的名额被别人顶了，他去找你们反映，没人理他。
他写信，写了没人看。他走投无路，就死了。”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只有红旗公社有？
在座的各位，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工农兵名额的推荐，是不是公平？有没有人打招呼？
有没有人递条子？有没有人用名额送人情、做交易？”
没有人回答。
有人低下头，有人看着桌面，有人把手里的笔记本翻来翻去。
角落里，有个公社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茶洒了一桌子，他也没注意。
刘平重新坐下，声音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沉得很：“昨天我和孙县长去了红星大队。
也了解了情况，王建国他爹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他娘眼睛看不见，家里就靠他。
他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他拿起桌上那几张纸，又放下，“他留下的那封信，我看了。
字写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他写了他这三年的事，写了想上大学的想法，写了被刷下来的经过。
最后他写，他走了，对不起爹娘，但他实在没办法了。”
会议室里有人的眼眶红了。
坐在角落里的妇联主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赵德明低着头，肩膀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