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将殿试固定为科举环节，明言所有进士皆是“天子门生”，不许再与主考官行私礼。
原先送给考官的那份谢礼，便顺理成章转成了谢皇恩的份子。
数额按名次递减，状元额定白银一百两，往下逐层消减。
一百两银子，莫说寒门子弟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便是小康之家，也要借贷才能凑齐。
因此大宋对那些未酿民乱、未涉人命的贪腐官员，多是流放罢官了事。
人人都是借了高利贷来做官，不上任捞些银钱，拿什么还债？
放贷利息，也按名次分了三六九等。
一甲进士前途无量，放贷的人家争着给低息，甚至免息相送。
二甲三甲，利息平平。
到了四甲五甲，利息虽算不上驴打滚，可也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当上官，就赖账？
呵……休说只是个八九品的候选小官，便是官拜宰相，也赖不掉。
汴梁城里给进士放债的，无非两家。
一是背后站着勋贵外戚的大相国寺，一是同有世家贵族撑腰的京城富商。
这两家的账，赵官家都不敢赖，你能赖掉？
你有本事赖掉，我们立马做龙袍给你穿上！
宋代，有榜下捉婿的风气习俗。
一甲前三名，是勋贵、外戚与顶级世家争抢的香饽饽。
二甲进士，朝中公卿、老牌士族争相下聘。
三甲四甲，多是中层官员与地方官员择婿的首选。
至于名次最末的五甲，便成了富商大户们的目标。
每逢放榜之日，御街之上车马塞途，一半是来挑女婿的，一半是来放债的，热闹得堪比上元灯节。
而另一笔期集钱，就是“家委会收活动经费”。
新进士按名次分摊银钱，用来刻印同年录、置办宴席。
虽是全凭自愿，可谁能说半个“不”字？
常规总数约莫三千缗，却从来没有定数，向来是只多不少。
一届进士里，总有几个家境殷实的子弟。
若他名列前茅也就罢了，偏生有些四五甲的富家子，为了挣脸面，出手比一二甲还阔绰。
他这一加码，前面的人怎好落于人后？
状元郎总不能出得比末名进士还少，只得跟着往上添，其余人也只得层层跟进。
寒门子弟怕被人讥为小气，只能咬着牙去借高利贷凑数。
更何况，宴席从来不止是一场宴席，更是一届新官在朝堂上的头次亮相。
或因上一届排场铺得盛大，本届不肯落了下风。
或因政见相悖，瞧不上前几届的施政路子，要在期集上压过一头，博个声势。
人情、道德、脸面裹挟绑架之下，这笔钱越凑越多，家境普通的士子苦不堪言。
这些积弊，全在熙宁变法时被一刀斩清。
谢恩银直接废除，期集钱改为国库拨付，定额三千缗。
也正因如此，王安石此番回京，熙宁六年、九年，元丰二年、五年，四届受了新政恩惠的进士，便借着“感念王相公体恤学子”的由头，络绎不绝登门送礼。
已到任、家境宽裕的，备上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