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幸运。
因为先帝遗泽，因为丞相与丞相组织出来的这一班子府僚重臣，在后方夙夜匪懈，为他这位大汉天子居中坐镇，统筹全局。
才使得他一个身陷“主少国疑”境地的皇位继承者，敢离开皇宫，离开成都、蜀中。
先是御驾亲征，而后方无叛乱之虞，倾覆之忧。
后是暂置庙堂机要，深入到国家权力触手的末梢，天下治理的根系所在——县邑乡野，去亲自厘清错综复杂的基层脉络，了解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在底层究竟如何运作。
试问，从古至今有几个嗣位之君能有这样的机会？
怕不是一离开皇宫，就要忧心会不会生高平陵之变。
又或是日夜提心吊胆，看自己会不会易溶于水。
但有丞相坐镇长安，有蒋琬、向宠坐镇成都，有各郡二千石太守坐镇郡县。
在许许多多骨鲠忠臣的拱卫安定下。
本困囿于庙堂之高，不通基层政事，注一辈子都难能真正知晓基层民情的嗣位之君。
得到了极其宝贵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试着去做几乎唯有开国之君才有机会做的事情——梳理天下脉络。
赋税如何在闾阎之间收缴？
律令如何在官员手中执行？
敦本务实的良吏，如何在乡野间塑造朝廷的威严？
阳奉阴违的宵小，如何在百姓间播下怨愤的种子？
没有调查，何来言权？
倘若一国之君对国家机器在底层运转的齿轮脉络茫然无知，则所谓高屋建瓴的宏图大略，不过是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罢了。
而在过去一个多月深入县邑，粗略地梳理了县、乡一级行政的运转机制后。
刘禅对国家治理的基石及国家行政的本质确也有了较为深刻的体悟。
行政的表象虽是自上而下地拟定方案、颁布政令、任命官吏、分配任务、统筹资源，而其本质终究还是自下而上所构筑。
郡县乡里的官员胥吏，对朝廷政令的理解、执行能力与忠诚度；
底层黎庶对朝廷政令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与配合意愿，及地方资源调配的实际效率与公平性。
这些来自下层的要素，才是决定中央各种行政决策能否落地生根、帝国机器能否顺畅运行的关键。
倘若上层决策脱离了郡县实际运作的复杂图景，仅凭抽象的想象或一时的好恶拍脑门决策，其结果往往是政令悬空、南辕北辙。
轻则导致政策扭曲变形，劳民伤财而收效甚微。
重则激起民怨，动摇统治根基。
譬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譬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后不也在执行的过程中扭曲变形，成为新的苛敛之具？
所以，唯有时刻沉下去，掌握来自于实践与基层的真实反馈，上层的决策才能言之有物、行之有效，才能真正把住国家的脉搏。
刘禅这一次基层之巡，在众多黎庶连生产工具、口粮、粮种都不能自给的现实条件下，基于二十世纪农会的成功经验，萌生并坚定了建立民屯农庄的想法。
至于此法是恶政还是善政，就要看大汉的官吏到底能不能将种种制度贯彻落实，以及落实的难度与阻力到底有多大了。
相府当中，丞相、费祎、董允仍在一卷又一卷地粗略浏览重泉韦氏的经营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