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产充公七成，留三成给他老母亲和几个未成年的孙子过日子。”
江澈端起茶杯，没喝。
“那十三个地主呢？”
“儿臣想给他们一条路。
限期交出囤积的粮食，按平价卖给朝廷，既往不咎。
他们亏掉的那些银子，就当是个教训。
至于那些收了贿赂的言官，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不杀。”
江澈放下茶杯。
“为什么？”
“因为儿臣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江源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掂过才说出来的。
“这些人反对甘薯和玉米，不是因为他们天生邪恶，是因为他们怕。”
“怕什么？”
“怕自己世代经营的土地忽然不值钱了，怕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被几根海外番薯冲垮了，怕自己的儿孙后代没了田产就没了活路。”
江源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赵崇礼在供状里写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舍不得银子，是舍不得赵家五代人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三万亩地。
他怕甘薯推广之后，那些地种出来的麦子烂在田里没人买，怕他死后没脸去见赵家的列祖列宗。”
“他错在手段，不在恐惧。”
“他们的恐惧是真实的，只是用错了方法。”
江源说这番话的时候始终看着江澈的眼睛。
烛火在父子俩之间跳动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轮廓相似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沉默了很久。
江澈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夜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哗哗响。
他转过身看着儿子。
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洒在他侧脸上，把他鬓角的几根白发照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