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产充公七成,留三成给他老母亲和几个未成年的孙子过日子。”
江澈端起茶杯,没喝。
“那十三个地主呢?”
“儿臣想给他们一条路。
限期交出囤积的粮食,按平价卖给朝廷,既往不咎。
他们亏掉的那些银子,就当是个教训。
至于那些收了贿赂的言官,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不杀。”
江澈放下茶杯。
“为什么?”
“因为儿臣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江源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掂过才说出来的。
“这些人反对甘薯和玉米,不是因为他们天生邪恶,是因为他们怕。”
“怕什么?”
“怕自己世代经营的土地忽然不值钱了,怕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被几根海外番薯冲垮了,怕自己的儿孙后代没了田产就没了活路。”
江源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赵崇礼在供状里写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舍不得银子,是舍不得赵家五代人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三万亩地。
他怕甘薯推广之后,那些地种出来的麦子烂在田里没人买,怕他死后没脸去见赵家的列祖列宗。”
“他错在手段,不在恐惧。”
“他们的恐惧是真实的,只是用错了方法。”
江源说这番话的时候始终看着江澈的眼睛。
烛火在父子俩之间跳动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轮廓相似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沉默了很久。
江澈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夜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哗哗响。
他转过身看着儿子。
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洒在他侧脸上,把他鬓角的几根白发照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