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主任案查处后的第三天，追回的第一批赃款拨付到了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账户。江辰协调省卫健委、财政厅和医院财务科，用了一天时间完成了全部资金核查和清退方案的制定。他定下了一条硬规矩——所有被多收的药品差价，必须逐人逐笔计算清楚，在全院张榜公示，接受患者和家属监督。谁该退多少钱、哪一天哪一盒药多收了、多收的差价是多少、现在追回了多少——全部写得清清楚楚，贴在门诊大厅的公告栏上。公告栏前围满了人。有戴着老花镜的老人逐条核对自己的药费单，有拿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帮父母查看退款信息，还有不少人直接跑到缴费窗口前，拿着药费单子跟公示金额对比。一个年轻女人核对完自己母亲的账目后，发现能退回将近两万块，愣在原地好一会儿，然后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这两万块，是我妈去年一整年的退休金。”她说。清退款发放的那天，医院门诊大厅里排起了长队。江辰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患者来领钱。他站在大厅里，看着那些拿到退款的患者和家属——有的老人接到退款时手都在抖，小心翼翼地数了一遍又一遍；有的家属拿到钱后第一时间跑去药房，把之前因为嫌贵而一直没买的药买齐了；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拿到退款后，站在角落里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他父亲两个月前刚去世，至死都没等到这笔退款。那个曾经扇了侯主任一耳光的中年男人也在队伍里。他拿到退款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走到大厅角落里，背对着人群站了很久。江辰走过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对着手机里一张老人的遗照发呆。遗照上的老人满头白发，笑容慈祥，和那个中年男人有着一模一样的眉眼。“你父亲？”江辰轻声问。“嗯。”中年男人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肺癌，去年年底走的。走的时候还在说，别再花钱了，把药停了，给孩子省点钱。我当时不知道那盒药多收了一百多块，我以为就是这个价，我还怪我爹不配合治疗。”他的手指在遗照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后来才知道，那多收的一百多块，是有人从我爹的命里抢走的。”江辰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父亲的名字，会被写进这个案子的结案报告里。报告里会写明，这个案子中的每一位受害者，都不是一个数字。他们有名字，有面孔，有等着他们的家人。”中年男人抬起头，看着江辰，眼眶红得像要滴血。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点了一下头。清退工作全部结束的那天下午，江辰与省卫健委合作，推动建立了一套“阳光采购”机制。这套机制的核心内容有三项：第一，全省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采购信息，必须在统一的阳光采购平台上公示，采购价格、供应商信息、审批流程全部公开透明，任何人——包括患者、家属、媒体、纪检部门——都可以随时查看和监督；第二，药品采购价格实行全省统一定价，同一种药品在同一省份内的采购价必须一致，杜绝不同医院之间的价格差异；第三，建立“过度医疗”举报机制，患者对任何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都可以向医院纪检部门投诉，核实后全额退款，并对责任医生进行问责。这套机制推出后，省城各大医院的药品采购价在一周之内平均下降了40以上。曾经被虚高定价的常用降压药，从每盒一百二十块降到了四十五块；曾经被翻了好几倍的医用纱布，从十二块一卷降到了两块五一卷；曾经高达十六万的人工关节，降到了四万以内。数字在下降，但有些东西在上升。门诊大厅里，取药窗口前的队伍依然很长，但每个人的脸上不再有那种如临大敌的焦虑。收费窗口前依然排着队，但越来越少的人会因为凑不够钱而把手里的处方单攥得发白。但江辰知道，仅仅靠制度和技术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腐败的问题。制度的笼子扎得再紧，如果里面的人不想守规矩，总会找到钻空子的办法。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心。药品回扣案结束后，江辰为医院的医务人员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座谈会在医院的小礼堂举行，能容纳三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来的人有科室主任，有年轻住院医师，有护士长，也有刚入职不到一年的实习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江辰坐在台上，没有念稿子，也没有展示数据。他只是简单地开了个场：“今天这个会，不是我做报告，是你们说话。你们心里有什么话，今天都可以说出来。无论多尖锐，无论多难听，我都听。”会场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一个年轻医生举起了手。他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不到三十岁，白大褂洗得有些旧了，袖口磨起了毛边。他站起来的时候，声音有些紧张，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格外用力。，！“江老师，我叫陈泽，是肿瘤科的住院医师。我想说的是——我们很多人，一开始不想收红包，不想多开药。我们考上医学院的时候，每个人都对着医学生誓言宣过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想当一个好医生。”他的声音开始发颤。“但入职之后才发现，如果你不开那些不必要的药，你的绩效就完不成。如果你不收那些药代的‘学术赞助’，你就连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不配合科室的‘用药指标’，你的职称评定就会被卡，你的收入就会少一大截。我们不是不想做好医生，是我们……在制度面前太渺小了。”他坐下去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一个女护士长，四十多岁，脸上有常年熬夜留下的深深疲惫。“江老师，我在这个医院干了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刚当护士的时候，发药、打针、护理，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让病人好起来。那时候我们科室有个规矩——谁开的药最少、治疗效果最好，谁就是最优秀的医生。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规矩变了——谁开的药最多、科室创收最高，谁才是‘优秀’。我们护士看着那些被多开药的患者，有的老人家拿药的时候手都在抖，因为他们付不起。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那套制度，已经在上面定好了。”她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里压着一层很深很深的无奈。第三个站起来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是医院心内科的前任主任，退休后被返聘回来坐门诊。他站起来的时候，全场安静了——因为他是这家医院最老的那一批人，所有人都尊重他。“江辰同志，”老教授的声音苍老而有力，“我当了四十年医生。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只想把病人治好。那时候没有绩效，没有创收指标，没有回扣——不是因为我们觉悟高，是因为那套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后来有了，一开始只是一点点——药代请吃顿饭，科室一起吃顿饭，大家觉得没什么。再后来变成了给点‘辛苦费’，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再后来，越滚越大，大到你把那笔钱退回去，你就跟整个科室为敌了。”他顿了顿，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我是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看着这一切发生，我心里难受。可我老了，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今天你来了，把这些蛀虫挖走了，把这套制度改了。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临死之前，还能看到这个行业重新干净起来。”老教授说完之后，对着江辰深深地鞠了一躬。江辰站起来，双手扶住老人的肩膀，同样深深地弯下腰去。“教授，不要谢我。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您四十年来，从来没有忘记过当初宣过的誓言。谢谢您在这套烂透了的制度里，依然坚持给患者开最便宜的药，做最必要的检查。正是因为还有您这样的人在，这个行业才没有彻底烂透。”他直起身，转向全场的医务人员。“制度的笼子，我们来扎。阳光采购平台，我们来建。过度医疗的举报机制，我们来推动。但医者的初心，请你们守护。制度可以挡住贪婪的手，但制度挡不住一颗真正想救死扶伤的心。”“从今天起，你们不需要再被迫多开药。你们开的每一个处方，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们做的每一个治疗决定，只需要对得起床边的患者。如果有人再逼你们多开药、多检查、多创收——你们来找我。我来替你挡住。”座谈会结束后，那位老教授走到江辰面前，握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江辰同志，”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你刚才说的话，我听了四十年了。年轻的时候在医学院听过，后来在入党的时候听过，再后来……就越来越少了。今天又听到了。谢谢你，让我们重新相信，这个行业还有救。”江辰握着老人的手，没有回答。因为他在老人的眼睛里，看到了王铁山那双眼睛——那种在黑暗中烧了很久、快要燃尽但依然不灭的光。：（）开局消防员，你管这叫体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