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工作里的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算内阁成员。就好比给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家大事，你不能参与。万一有所不测，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体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这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刚拿出议员的派头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有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要问问，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有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三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就给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六元钱一天在干活吗？要真是这么想，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5]！”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我一顿。我蒙受迫害，被迫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清单：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博士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作战部咨询五十美元
海军部咨询五十美元
财政部咨询五十美元
内阁咨询免费
往返耶路撒冷旅费[6]，途经埃及、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7]，行程一万四千英里，每英里按二十美分计共两千八百美元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薪金，每天六美元，共六天三十六美元
总计两千九百八十六美元
除了文书薪金三十六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提起笔来把我其他各项通通划掉，只在旁边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我的官场生涯眼看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钩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未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免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的那副神气——但他们是在工作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色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上去——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掏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一千八百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好几千元钱来。可是，他不——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两千五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重起炉灶。可是你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你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等的时候，他们只有两千元一年。这可真惨——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的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把他交给祖国，安插他在某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仗——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通通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差一半，而就他们干的活来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
董衡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