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虽然对李奕赞许有加，但却并未当场采纳他的方略。
毕竟打仗不是只靠士卒的骁勇就行，而是要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权衡。
如果把军队比作锋芒，那么支撑这柄利刃挥动的，便是国家机器在暗处无声的轰鸣。
尤其是像征伐南唐这等规模的战事。
粮秣器械的调集、转运，丁壮民夫的征发、役使……等等一切皆如山岳般横亘于前的先决之题。
绝非仅凭一腔锐气或精妙奇谋便可轻忽。
因此，待离开枢密院之后，柴荣旋即于大内寝殿，再次召见了宰相范质、王溥，以及翰林学士等近臣，商榷南征的具体事宜。
李奕的策略着眼于战场上的胜负手，欲以雷霆万钧之势摧垮敌军的意志。
而掌控中枢、总理庶务的宰执大臣们，与李奕这类领兵作战的武将截然不同，他们的职责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因而对待战事的态度都非常谨慎。
相比于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他们更在意战事背后的千头万绪，以及遭受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所以范质、王溥等核心重臣，都不太赞同李奕提出的“军事冒险”，而更倾向于王朴那套稳妥的作战方略。
不过，这一切的利弊权衡，暂时都与李奕无关了。
反正他该说的都已倾囊道出，至于最终该怎么抉择，那是皇帝和宰相们的事。
回到了殿前司的衙署，李奕如往常一般行事，先是召集各部将领点卯、训话，随后回到官房处理军务案牍。
虽然皇帝已经班师回京，李奕点检军司的差遣自动解除。
但由于张永德和史彦超还留在淮南，所以殿前司的日常事务还是他暂理。
至于侍卫司那头，马军都校韩令坤返京后尚在家休养，而侍卫都虞候韩通本就忙着京师的诸多营建事务，如今更添了督造水师战船这一重担。
如此一来，李奕名义上回归了殿前马军的本职，但实际却仍兼管着两司的诸多军务杂事。
好在战火初歇，又值岁末年关，衙署中的公务也相对清闲了几分。
手头事务处理得七七八八，李奕并未急着离去。他提起毛笔，蘸了墨水，又伏案写起奏章来。
首要便是龙津桥一带的营缮改造。
工程项目已经正式动工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进。
而李二娘家的消息前不久也从成都传来，明确表示愿鼎力襄助建造“东京第一楼”，押送钱财货物的商队已经在赶赴东京的途中。
既然对方这么上道，李奕肯定也会信守承诺——他准备上书奏请皇帝恩准，赐予李二娘家在东京经营酒、茶的专卖权。
奏疏中，他特意点明李氏商贾来自蜀地，其出资参与营建龙津街市，乃是“感佩大周赫赫国威，深信天下一统之期不远”。
故而，对方出于对大周强盛的心驰神往，兼之觉得周国必能统一天下，因此“欲先占东京宝地，以图日后兴隆”。
而许之以专营惠利，则是为了“树商贾之旌表，彰天子包举海内之宏量”，使“四方货殖闻风而慕，咸趋周土，以增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