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的反贼，那是道路不同，既是反贼又是叛徒，就更加可恨了。
张居正从来没有在外履任，这也是他执政这么多年的最大痛处，他做元辅这么多年，每次遇到地方上棘手的矛盾，都要细心听取地方意见，偶尔也要跟王崇古商量。
他没在地方做过官，就真的不知道地方的情况，比如申时行要查抄所有的书寓、要消灭贼巢、要搞大明中心论，张居正就无法理解，详细了解情况后，才算是勉强认同。
田一儁怀恨在心的理由，非常简单，本来该他主持会试的，但他就捞到了同考官，连主副考都不是，没得到权力，就没有好处，这得少收多少门生？
“先生，你说这开海，真的有用吗？”朱翊钧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这是从田一儁家里抄出来的奏疏，从未上奏，是万历九年写的，内容是反对开海，理由是饮鸩止渴。
大明浩浩荡荡的开海，带回了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
白银大量流入，开始输入性的通胀，商贾拿着银子就开始放贷、把农户逼到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田产，也就是会试问的那个问题：何以辩开海伤农、商贾夺田；
除了商贾夺田之外，就是大量人口外流、除了外流之外，还有农户进了工坊，地里缺了力役，开始抛荒，田土减产就是万事祸根。
田一儁洋洋洒洒的写了数千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把奏疏送到朝中。
朱翊钧虽然没看到这本奏疏，但是申时行从松江府回京后，就说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会试的策问。
张学颜看完了奏疏，立刻嗤笑了一声说道：“简直是一派胡言，田一儁、徐阶这些人，是什么人？大地主！”
“他自说自话，就是自家的庄园里，没了奴仆，才如此恨得咬牙切齿，看似有道理，陛下，臣就一个问题，不开海，没有大量白银流入，乡贤缙绅、势要豪右就不兼并了吗？！”
“恰恰相反，正因为产业丰富，赚钱的买卖变多了，田土收益还因为还田、减租、营庄、常平仓等等政令开始降低，商贾兼并土地的收益大大降低，谁还去兼并？”
“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干，开海遏制了兼并之风，种地要是挣钱，根本就轮不到农夫，正因为万历维新的开海，才减缓了人地矛盾，而不是激化。”
“看似有道理的废话，实则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奔波罢了。”
张学颜是从辽东回来的户部尚书、阁臣，他很清楚田一儁这种屁话，因为大明也有很多人讲这种屁话。
当初辽东不安全的时候，怎么不见这些大田主们去兼并，反而非要在大明腹地兼并？
“陛下，江南奴变。”张学颜又补充了一句自己的证据，他注意到了这本奏疏的时间，万历九年，那年皇帝下了废除贱奴籍的政令，而且各地开始稳步推行，至万历十三年，大明全部废除掉了贱奴籍制度。
比如这个案子中梁寿坚的同乡、徐阶的家奴徐五，本姓孙，他在废除贱奴籍后，依旧姓徐，那是他自己贱，不改回本姓而已。
田一儁是福建人，自六岁后随父亲到浙江杭州读书，实际上是浙江的学子。
江南奴变，要清楚的了解四个问题。
江南的大量奴仆，他们是谁？从哪里产生？
这些奴仆原来都是良民，他们是本地破产的农户，因为失地、因为负债等等原因，只能卖身为奴，世世代代无法脱籍，依附于乡贤缙绅、势要豪右生存，但因为大明禁蓄奴，所以只能改姓以‘家人’去规避法律风险；
江南为何会产生这么多的奴仆？
因为江南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农户在漫长的时间里，因为各种天灾人祸只能把田产贱卖，最近一次，就是东南大规模的倭患，穷民苦力为了凑集迁徙逃亡的盘缠，只能低价售卖自己的田土，土地兼并之风从洪武年间刮到了万历年间。
这些奴仆的主人都是谁？
徐阶、董其昌、王锡爵、田一儁等等一大批地主官僚阶级，这些人长期以来靠着兼并建立强人身依附关系，土地兼并从来没有什么大善人心善，每次天灾必有人祸，而这些人祸，就是试图兼并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江南士宦之家，僮仆成林，一登仕版，此属进身，一旦成为了进士，就属于平地飞升了。
蓄奴操持的产业是什么？
官僚士绅阶级控制的种植、养殖、纺织、工坊、运输等等，以徐阶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级，是大官僚、是大地主、同样也是大资本家，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庞大的产业，徐阶的四十万亩，快活碑林都放不下徐阶贪腐的碑，得刻到西山去。
只有完全了解了江南奴变的这四个问题，才能搞清楚田一儁为何要说这种胡话了。
因为废除贱奴籍，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利益，万历维新，开海如火如荼，传统的生产关系被破坏掉，他们习惯的路径走不通了，别人在新的路上风生水起，他们却因为缺少奴仆，无法扩大再生产。
自己赚不到钱，还要看别人赚大钱，要是不恨，那才是假的。
任何扩大再生产，在万历年间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旧地主们还在玩卖身契，而新兴资产阶级，在弄身股。
皇帝陛下的万历维新，破坏了旧生产关系，在贱儒眼里，就是一切祸患的根源。
“陛下曾经讲，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旧地主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这是生产关系导致的根本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一旦以手工工坊、机器工坊为主要生产方式、大规模自由雇佣生产关系确立，对于旧地主而言，就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