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正用手牌打开储物柜取出衣服，甄远坐在储物柜旁边床上正准备换衣服，甄正看到甄远膝盖上的一块伤疤惊奇的问：“爸，你腿上咋弄的？”
甄远的皮肤非常白，比一般女人的皮肤还白，所以身上的这块伤疤虽然不大，但十分抢眼，甄远再次把思绪拉回到童年。
父亲遗传了奶奶的地主情怀，1988年在甄远8岁，甄望7岁时，便用自己做生意赚的三万块钱盖了楼，上下各六间共十二间。三万元在1988年绝对不是一笔小钱，相当于现在的上百万，甄远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倾其所有盖这个楼房，这在当时是镇上唯一的楼房。
难道父亲是为了炫耀自己有钱？可父亲明明是一个少言低调的人。
如果是为了两个儿子结婚用，可这一栋楼两个儿子怎么分？万一两个儿子长大不合，怎么在一个院里生活？两个儿子如果考上大学走出农村这栋楼岂不浪费？
种种疑问伴随甄远到成年，真如甄远所预想一样，12年后全家已搬离这里，来到商祖市。
这个院里已杂草丛生，楼房的阳台走廊铁护栏和窗户也被人偷去，门也不翼而飞，几乎能被移动的全被偷了，估计再过几年楼顶的瓦也会被人揭走，那时离坍塌就不远了，整个楼房像个破庙没门没窗前后透风。
这栋楼不仅耗尽父亲34岁前的积蓄，还欠了4000多元的外债，更改变了甄远的人生。
父亲的干弟弟朱章是在镇上卖布的，朱章在1986年准备去东京市做布匹批发生意，想与父亲甄文瑞一起干，朱章当时拉父亲入伙看重的是父亲做事谨慎，有经商头脑，手中资金也比自己多一些。
朱章胆大有闯劲，二人性格互补。甄远母亲经常说甄远有朱章年轻时的闯劲，朱章与父亲关系很铁，约定朱章的大女儿朱月与甄远从小定娃娃亲。
而父亲拒绝和朱章一起创业的理由是自己的钱要用来给孩子盖栋楼。
后来朱章去东京市发展，全家迁到东京市，1989年朱章让其岳母从东京市专程来甄远家委婉解除朱月与甄远的婚约，此事对甄远及甄远母亲打击是巨大的，因此两家断亲近20年。
甄远曾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一定要挣大钱，要用自己一代人超越朱章两代人的财富。”
父亲盖起了楼房，但同时也让家庭本来一般的生活条件变的更差了，家里要节约一切开支还盖楼欠下的4000元债务。
父亲吸一毛钱一盒的大扶手香烟，一次都不舍得吸一整支，甄远经常见父亲把烟吸到一半掐灭包起来，下次再吸。
母亲经常从集市上买几斤便宜的猪油，猪油切成块在锅中炒出油，冷却后变成白色固体。当馍出锅后把热馍从中间掰开，在里面抹上一层猪油撒些盐，如汉堡里抹番茄酱，吃起来特别香。猪油遇热融化有时会流到甄远的棉袄上，久而久之，棉袄变的油光发亮。
农村没有通电，一般用煤油灯，条件好的家庭用蜡烛，打火机就更少了，都是用火柴，火柴盒用久就不能用了，甄远就把棉袄当火柴盒，用火柴头在棉袄上轻轻一擦，“哧啦”一下便点着了，很方便。
冬天是从不洗澡的，因为没有澡堂，甄远那时上三年级，课间时间同学们的活动就是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条件好的孩子会在衣兜里装几个球形治虱子的药，俗名叫“臭蛋”，装着它可以少生虱子。
冬天的一天母亲的姑姑来串亲戚，当时没有电话又来的突然，家里什么菜也没有，母亲的姑父在土产公司上班吃商品粮条件又好。
母亲和姑姑聊了一会便准备午饭，先从邻居家借了10个鸡蛋，准备做鸡蛋面条，又看到了桌上罐头瓶里养的白菜花，准备当下锅菜。
白菜快吃完时剩下的白菜心和白菜根放到罐头瓶里浇上水，由于白菜根里的营养没消耗完，有水分后会生长一些。
母亲想把白菜根从罐头瓶里取出来，可由于白菜根遇水膨胀，怎么也取不出来，她就用剪刀向外撅，冬天皮肤很脆，剪刀把母亲的手给硌出血，这一幕正好被刚放学的甄远看到，甄远拿起罐头瓶向地上一摔，瓶碎了白菜根出来了。
母亲生气地推了甄远一下，瘦小的甄远踩到地上的水滑倒在地，一块瓶口的玻璃正好顺着甄远棉裤扎进了甄远的膝盖，血染红了棉裤中白白的棉花。甄远知道母亲是心疼被自己摔碎的瓶子，一个罐头瓶能卖4分钱。
母亲忙帮甄远脱下棉裤，从窗台上找出父亲吸剩的半只烟，用火柴在甄远棉袄上“哧啦”一下划着，点燃烟猛吸了几口，孟素萍不会吸烟被烟呛的干咳了几声，忙把烟灰弹到甄远伤口上。
这是农村人处理伤口的普遍方式，从此甄远的膝盖上便有了这个很显眼的伤疤，这块疤也让甄远心里打上了长大后一定挣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