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那天，天晴了。白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散着，没有化妆。她站在镜子前看了自己一眼，然后拿起桌上的文件夹——里面是空的，证据已经全部交给了法院。她不需要再带什么了，该带的都带了，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交给法官。出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客厅。窗台上的绿萝又长出了新叶子，嫩绿的，卷曲着，像婴儿攥紧的拳头。阳光照在上面，叶脉清晰可见。“走吧。”她说。法庭里坐满了人，比上次更多。记者、律师、旁听的群众，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面孔。顾城被带进来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他。他又瘦了，橘黄色的马甲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全白。他的眼睛浑浊，目光涣散，走进来的时候脚步踉跄，法警扶了他一下才站稳。他没有看白蔹，白蔹也没有看他。法官进来了。所有人起立。坐下。庭审开始。检察官宣读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白蔹听着，表情平静。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顾城的律师开始辩护，说顾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有悔过之意，请求从轻处罚。白蔹听着，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讽刺。悔过之意？他悔过就不会等到今天。他悔过就不会把罪责推给别人。他悔过就不会在看守所里还在想办法翻案。但他有最好的律师，最贵的团队，最懂得如何在法律缝隙里钻营的人。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有罪说成无罪，能把二十年说成两年。白蔹知道这些，但她不怕。因为她有证据，有证人，有真相。真相不需要律师。法官问顾城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顾城站起来，手扶着桌子，嘴唇动了很久，才发出声音。“我对不起沈若清。”他说，声音沙哑，像砂纸刮过铁皮，“我对不起她的家人。我愿意赔偿。”白蔹站起来。“我不要赔偿。”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整个法庭都听得见，“我妈妈死了。赔偿不能让她活过来。我要的是公道。法律给我妈妈一个公道。”她坐下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鼓掌。法官敲了法槌，说“肃静”。但白蔹不在乎。她说了她想说的话，做了她该做的事。剩下的，等。法官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最后评议。白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闭着眼睛。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不凉了，是温的。“姐姐。”“嗯。”“你手心出汗了。”“紧张。”“你说你不紧张的。”“骗你的。”她睁开眼睛，笑了一下，“我紧张得要命。”我从来没有见过白蔹这样。她从来不说自己紧张，从来不说自己害怕，从来不说自己不行。但那天，她说了。她终于愿意承认，她也是一个人，一个会紧张、会害怕、会需要别人陪的人。等了很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也许更长。时间在那一刻变得很慢，慢到每一秒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终于，法警出来了。所有人回到法庭。法官坐下，拿起判决书。白蔹站起来，手扶着桌子，指节发白。“本院认为，被告人顾城犯行贿罪、商业欺诈罪、洗钱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十八年。不是二十年，是十八年。比检察官建议的少了两年。但白蔹没有表情。她的眼睛盯着法官，一动不动。“同时，本院认为，被害人沈若清系被非法拘禁期间因不当治疗导致死亡，被告人顾城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判决被告人顾城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万元。”法官念完了。白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姐姐。”我叫她。她慢慢坐下来，手还在抖。“十八年。”她说。“嗯。”“不是二十年。”“嗯。”她沉默了一会儿。“够了。”她说，“够了。”顾城被带走的时候，经过白蔹身边。他停下来，看着她。“你赢了。”他说。白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不是赢。是公道。”顾城被带走了。他的背影佝偻着，脚镣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金属声。白蔹看着那个背影，看了很久，直到它消失在门后。然后她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文件夹，走向门口。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她的白衬衫在光里显得很亮，亮得刺眼。“姐姐。”“嗯。”“你哭了。”她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手指上沾着泪。“嗯。”她说，“我哭了。”那是她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不是小时候那种躲在被窝里无声的哭，不是被打之后咬着嘴唇的哭，不是阳台上那种忍了很久终于忍不住的哭。是一种堂堂正正的、不需要隐藏的、不需要解释的哭。她赢了。她可以哭了。走出法院的时候，阳光很好。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白蔹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云苓。”“嗯。”“结束了。”“嗯。”“我们回家。”“嗯。”她牵起我的手，走在阳光里。她的手是温的，不再是凉的。她的步子很轻，不再是以前那种拖着地的、疲惫的步子。她的背很直，不再是以前那种硬撑着的、随时会折断的直。是一种真正的、从内到外的、不需要用力的直。她终于可以放松了。她终于可以做自己了。她终于可以不用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