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记忆，是一条白裙子。
准确地说，是那条白裙子下摆的蕾丝花边。它在我眼前晃啊晃，像一朵快要飘走的云。我那时大概三四岁，路都走不稳，牵着我的那只手——姐姐苏白蔹，也才六七岁——但她走得很慢，慢到每一步都像在等我。
“云苓，看路。”
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糖，甜而不腻。我抬起头，看见她逆光的脸。午后的阳光从她身后倾泻下来，把她细碎的碎发镀成毛茸茸的金色。她的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微微上扬，那笑意像一滴墨落入清水，缓缓晕开。
三岁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看。我只知道，姐姐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亮了。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画面是我一生的基准线。之后遇到的所有温柔、所有善意、所有被称作“美好”的东西，我都会下意识地和那个午后比较。没有一样比得上。
“姐姐，我走不动了。”
我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走不动，而是我想被她抱。小孩子总有这种狡黠——用示弱来换取更多宠爱。
苏白蔹蹲下来，用她瘦削的胳膊把我捞起来。她很瘦，瘦到我能感觉到她的肩胛骨硌着我的胸口，像两片薄薄的蝶翼。但她抱得很稳，一只手托着我的臀，另一只手护着我的后脑勺，仿佛抱着全世界最易碎的瓷器。
“云苓又偷懒。”
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一种淡淡的、习以为常的纵容。
我把脸埋进她的颈窝，深深吸了一口气。洗衣皂的味道，廉价、粗糙，带着一点碱的涩。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家”的味道——不是房子，是她。
我们的家在城南一片快要拆迁的老街区。灰砖青瓦，墙面爬满藤蔓，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父亲苏建国，酗酒——这是我最先学会的关于父亲的描述。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他的性格，而是他的状态。一个动词，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动词。
母亲走得早。我只知道她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在医院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苏白蔹比我大四岁，她记得母亲。但她从不主动提起。
五岁那年冬天，特别冷。暖气早就停了，我们缩在一床薄被子里，像两只挤在一起取暖的小动物。
“姐姐，你给我讲妈妈的故事。”
我说这话的时候，苏白蔹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像一根被拨动的琴弦，余音在骨骼里震颤。
“妈妈很漂亮。”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她有长头发，和你一样。”
“她还会做菜。红烧肉、糖醋排骨、蛋炒饭。她做的蛋炒饭，每一粒米都裹着蛋液，金黄金黄的。”
“姐姐，你想妈妈吗？”
黑暗里，她握紧了我的手，指节用力到微微发白。
“不想。”
我当时信了。小孩子总是轻易相信一切。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相信童话是真的，相信姐姐说的“不想”就是不痛的意思。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当你真正痛到深处，你会用最轻描淡写的两个字来掩饰。“不想”的背后，是想疯了。“不想”的背后，是眼泪已经流干，连哭都成了奢侈品。
那天半夜我醒了。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楼下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