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您确实给她写过信啊！”何雨柱脸都白了，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鸡，“那信纸还在桌上摆着呢，字迹清清楚楚——您咋解释？”
“刚不是说了？”老太太嗓门抬高了些，“她妈跟我拜过把子，磕过头，叫一声‘姐姐’，掏心窝子的好姐妹！信里写的全是：‘姐，我妈最近咳嗽好些没？’‘姐，那件蓝布衫补好了，下回带过来’……你翻出来瞅瞅，哪一句提过枪炮、电台、接头暗号？我连她住在哪个胡同都不知道，哪来的‘身份’可瞒？我要早知道她是通缉犯，第一个拎着扫帚疙瘩冲派出所去举报！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
何雨柱一把抹了把脸，眼睛红通通的：“老太太，我求您了！您但凡听见一星半点她的消息，立马告诉警察！他们说了，这是翻身的机会！只要帮他们逮住这个头目，咱们立马放人，清清白白回厂上班，连处分都不记！多好的出路啊！”
“您别不当回事——这可不是丢工作的事儿，是掉脑袋的火坑啊！军队都插手了，说明真捅破天了！再捂着，捂不住的！咱现在只有这一条活路：坦白、配合、指路！”
她照着警察教的话，一句句劝，软硬兼施，催老太太低头认账，交出线索，好把那个逃窜多年的“大汉剑”陈玉莲揪出来。
老太太没吭声。
她拄着拐棍，在牢房里来回走了四五趟，鞋底蹭着水泥地，发出沙沙声。
最后停住，盯着何雨柱，眼神又软又沉：“傻柱，你忘啦？一大爷走后，我屋里头最挂心的就是你。你吃饭香不香，睡觉冷不冷，有没有人说媒……我心里头全装着你一个人呢。我就盼着你成家、生娃、安稳过日子——这念头，比过年包饺子还实在。”
“你说，我要真知道陈玉莲在哪，会看着你在这儿蹲着，吃馊饭、睡凉地、担惊受怕吗？不会的。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这辈子，偷过粮票，罚过款，挨过批——这事我认。可说我通敌、卖国、当特务？呸！那是往我脸上泼粪！我一个连火车票都看不懂的老太太，图啥？图蹲大牢？图挨枪子儿？”
她始终没松口，没点头，没吐露半个字。
何雨柱心里那点指望，彻底碎了。
不交代，就翻不了案；翻不了案，就出不去；出不去，就完了。
“完了……全完了……”他嗓子眼儿发紧，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的铁饭碗，没了；我以后的日子，毁了……”
话没说完，眼泪就滚了下来。
“男子汉哭啥？”老太太叹气，“哭能哭来开门的钥匙？哭能哭出个证人来？我要知道，早说了！编瞎话哄他们？骗出来的假消息，救不了你，也害不死她——反倒让我落个欺瞒政府的罪名！”
“为啥会这样？为啥偏偏是我？！”
傻柱脑子嗡嗡响，眼前发黑，身子一软，直接蹲在地上，两手死死抱住头，肩膀一耸一耸，喉咙里堵着哭不出的呜咽。
后悔了——后悔天天给她炖蛋羹，后悔帮她修门锁，后悔陪她在槐树底下晒太阳、数蚂蚁……
要是跟院里那些人一样，远远绕着走，装聋作哑，今天蹲这儿的，就不会是他！
老太太没再说话，就站在角落，静静看着，时不时长长地、重重地叹一口气。
后来，两人就一直关在同一间牢房里。
谁也不开口。
傻柱彻底不想说了。
因为老太太不开口，他就看不到光。
关了一整天。
直到第二天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