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碧瑶站在那里，看著他的头顶。他的头髮有些长了，后脑勺上有一撮翘起来。她忽然想伸手把它按下去，但她没有。
“嗯。”她转身走了。
走出正厅的时候，雪停了。院子里的青砖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水，亮晶晶的，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她站在廊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空气很冷，但让人清醒。
她想起陈东征刚才的话——“你叔叔比你聪明。”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她做了她该做的事，而他，说了谢谢。
这就够了。
沈碧瑶走回东厢房的时候，老魏正蹲在门口抽菸斗。他看到沈碧瑶走过来，抬起头，看了看她的脸色。
“说了？”
“说了。”
“他信了？”
沈碧瑶想了想，说：“不知道。但他说了谢谢。”
老魏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白雾。“那就够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棉袍上的灰。“组长，我跟了六个组长，你是第七个。这七个组长里，你是最聪明的。聪明人偶尔做一两件蠢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走了。沈碧瑶站在门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院子的拐角处，心里忽然觉得很轻鬆。不是那种做了正確决定的轻鬆，而是那种——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的轻鬆。她不需要去想这是不是公事，不需要去想他会不会信。她只是做了一件她觉得应该做的事，然后他说了谢谢。
这就够了。
正厅里，陈东征坐在八仙桌后面，面前摊著地图，但他的眼睛根本没有在看地图。他在看那两个信封。一大一小，一公一私，並排摆在桌上。
他把沈碧瑶的那封信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了看。信封上写著“碧瑶吾侄女亲启”，字跡端正有力。沈清泉在帮他。不是直接帮，是绕了一个弯，通过沈碧瑶来告诉他。也许沈清泉知道，有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比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都更有分量。
陈东征把信封放回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沈碧瑶的脸——不是以前那种冷冰冰的、带著敌意的脸，而是今天站在桌前、说“因为你应该知道”时的脸。那张脸上没有笑容，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她以前看他时的光——不是冷冰冰的光，不是居高临下的光。那是一种更柔的、更暖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融化了的光。
他睁开眼，看著头顶的房梁。“她到底是敌是友？”他低声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雪花落在雨布上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
他想起她说的“因为你应该知道”。这个理由不够。远远不够。她应该知道的事多了去了——他走错路、延误战机、放走俘虏，每一件都是她“应该知道”的，但她从来没有告诉他。她只是记在本子上，写在报告里。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因为这次不是他在犯错，而是別人在害他。因为这次——她站在了他这一边。
陈东征低下头，把两个信封收起来，塞进抽屉里。他拿起铅笔，继续在地图上標註。但他脑子里一直在转著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是同情？是怜悯？还是別的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说“因为你应该知道”的时候，他没有觉得她在撒谎。他的直觉告诉他，她说的是真的。
他不敢信。不是不想信，是不敢信。因为他是现代人，她是民国女人。他们之间隔了將近一百年。他不能相信她，不能依赖她，不能在她面前卸下偽装。
但她说“因为你应该知道”的时候，他信了。不是理智上信了，是心里信了。那种信不是在脑子里发生的，是在更深的、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地方发生的。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突然被人拨了一下，发出嗡嗡的声响，震得他浑身都在颤。
陈东征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出去。他拿起铅笔，继续在地图上標註。乌江，遵义，娄山关。每一个地名旁边，他都標上了红军的行军速度和可能的位置。他在计算著什么时候能打一场“像样的仗”，什么时候能交出一份“像样的报告”。
但他的脑子里一直在转著沈碧瑶的脸。那张脸上没有笑容，但眼睛里有光。
他低下头，继续画地图。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走路。从猴场到乌江，从乌江到遵义，从遵义到——他也不知道的地方。但他会走下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只是这一次，路上多了一个人。一个他分不清是敌是友的人。一个他不敢信、但又忍不住想信的人。一个——让他觉得这条路不那么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