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声音有多冷。那是一种刻意的冷，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冷——她在告诉他：我不是你的未婚妻，我是来监视你的。你別想套近乎。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也许太过分了。也许他只是想礼貌地打个招呼。也许他根本没有別的意思。也许——
“也许我真的对他有偏见。”她低声说出来，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
可是，就算她有偏见，那又怎样呢？他確实是走错了路，確实是延误了战机，確实是放走了俘虏，確实是在战报上造假。这些事，不管她有没有偏见，都是事实。一个团长，带著上千人的队伍，做这些事情，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
但另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他真的做错了吗？
走错路——也许他真的是不认路呢？延误战机——也许他真的是谨慎呢？放走俘虏——也许他真的是指挥失误呢？战报造假——也许他真的是想贪功呢？每一个“疑点”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罪状”都有一个可以辩白的理由。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他是故意的，就像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不是故意的一样。
她只是怀疑。从第一天起就怀疑。也许她的怀疑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不想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她希望他是一个坏人。
这样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那门亲事，就可以回去告诉叔叔：“你看，这就是你给我选的人。他不值得。”
可如果她错了呢？如果他不是一个坏人呢？
沈碧瑶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別想了，”她对自己说，“你只是想搞清楚他是不是通共。这是工作。不是別的。”
可是——工作需要在半夜想这些吗？需要在睡不著的时候翻来覆去地想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吗？
她不想承认，但她知道答案。
她对他好奇。不是那种特务对监视对象的好奇，而是一种更私人的、更隱秘的、她不愿意说出口的好奇。她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因为她需要写报告，而是因为她——自己想知道。
这个念头让她害怕。
不是因为陈东征是陈诚的侄子，不是因为她叔叔希望他们在一起，而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有过这种感觉。她从小就是个骄傲的人，读书的时候成绩最好，训练的时候表现最出色，工作的时候比男人还能干。她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也不愿意让任何人走进她的世界。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但现在，有一个人站在那扇门外面，她没有开门，门却自己裂了一条缝。她从那条缝里看出去，看到了一个她看不懂的人。他让她困惑，让她好奇，让她在深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著觉。
她不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她只知道，这种感觉让她害怕，但她又不想让它停下来。
沈碧瑶睁开眼睛，从被子里探出头来。帐篷外面，月光从缝隙里透进来，在地面上投下银白色的光斑，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她看著那些光斑，忽然想起白天陈东征站在山坡上的样子——阳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眼睛照得很亮，但那双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种她看不懂的、遥远的、像是隔著什么东西在看她的目光。
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躲著她？
这些问题在她脑子里转了一整夜，转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梦里，她又回到了那天的山坡上。陈东征站在那里，看著远处的山峦。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问他：“你在看什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那双眼睛里有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不是疏远，不是迴避，而是一种很深的、很重的、像是要把她吸进去的东西。
她想问他是怎么回事，但嗓子像是被人掐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转回头，继续看远处的山峦。山峦在阳光下泛著一层金色的光芒，层层叠叠的，像一幅永远看不完的画。他站在那里，她站在他旁边，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站著，看著远处的山。
她忽然觉得，这样不说话也挺好的。
然后她就醒了。
帐篷外面，天已经亮了。哨兵在走动，脚步声很轻，踩在碎石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炊事班在生火做饭，炊烟的味道飘进帐篷里，带著一股柴火的焦香。
沈碧瑶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脸上湿湿的。她伸手摸了一下——是眼泪。
她哭了。
但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