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碧瑶跟著他走出院子。街上到处都是红军，灰色的人影在暮色中晃动，有的在跑，有的在搬东西，有的在维持秩序。没有人砸门，没有人抢东西。她看到几个红军战士蹲在街边，围著一口锅吃饭，吃的什么看不清，但闻起来像是稀饭。一个老婆婆端著一碗水从门里出来，递给一个坐在门槛上的小红军，那个小红军站起来，接过碗，喝了一口，鞠了一躬，把碗还回去。沈碧瑶站在街边，看著这一幕，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她被带到了一所学校里。学校不大，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枝叶光禿禿的，在暮色中像一把撑开的骨架。院子里已经关了几十个人，都是穿便装的。沈碧瑶扫了一眼——几个穿著绸缎旗袍的女人，烫著捲髮，抹著粉，一看就是军官太太；几个穿长衫的男人，年纪都不小了，戴著眼睛，像是县衙里的文职人员；还有几个年轻人，缩在角落里，不敢抬头。她找了一个角落蹲下来，抱著膝盖，低著头。
旁边坐著一个中年女人，穿著一件暗红色的旗袍，烫著捲髮，脸上抹著粉。她看到沈碧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是哪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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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碧瑶犹豫了一下。“我丈夫是二十五军的。”
“哦，”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声音更低了，“我丈夫也是。他们在城外，不知道跑没跑掉。你证件还在吗？”
“丟了。街上太乱，跑丟了。”
那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没有再追问。沈碧瑶感觉到旁边还有几个人在打量她，目光里有审视，有怀疑。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在遵义，证件丟了，说自己是军官家属——换了她，她也会怀疑。但没有人说什么。在这种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懂。
院子里有一个女兵，背著药箱，蹲在一个老婆婆面前，给她包扎手上的伤口。那个老婆婆的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血还在流，但那个女兵一点也不嫌脏，用棉花蘸著盐水一点一点地擦，动作很轻。沈碧瑶看著她，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在復兴社培训的时候，教官说“共匪都是没有人性的野兽”。但那个女兵的手很轻，眼睛很亮。
天黑了。院子里点起了几盏煤油灯，光线昏黄。有人送来了一桶稀饭和一堆碗。沈碧瑶排在后面，轮到的时候，桶里的稀饭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汤汤水水。打饭的红军战士看了她一眼，从旁边的篮子里拿出一个红薯，塞到她手里。“没了，吃这个吧。”
沈碧瑶接过来，红薯还是热的，烫手。她低头咬了一口，甜的。她站在那里，手里攥著那个红薯，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沈碧瑶被外面的歌声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到院子里的红军正在集合。他们排成几排，站得整整齐齐的，开始唱歌。歌是她没听过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声音不大，但很齐，很亮。她坐在地上，靠著墙，听他们唱。她想起自己在復兴社培训的时候学的那些歌，都是“党国万岁”“领袖万岁”之类的，唱的时候要站得笔直，声音要洪亮。但那些歌她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但这首歌不一样。她只听了一遍，就记住了。不是记住了旋律，是记住了那种感觉。
白天的时候，院子里的红军换了岗。新来的哨兵是个女兵，梳著两条辫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站在门口，端著枪，时不时会回头看一眼院子里的人。中午的时候，有人送饭来，那个女兵帮著打饭，一碗一碗地端到每个人手里。端到沈碧瑶的时候，她笑了一下。“你是哪里人？”
“浙江。”沈碧瑶说。
“浙江哪里？”
“杭州。”
“杭州好地方。”女兵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们首长说，西湖边上有一个雷峰塔，里面压著白素贞。他说等打完了仗，带我们去杭州看看。”她笑了笑，转身走了。
沈碧瑶坐在墙根下，手里端著那碗稀饭，很久没有动。白素贞。雷峰塔。她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一个红军的女兵嘴里听到这些。那个女兵说“等打完了仗”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要杀人要放火的光，是一种很亮、很乾净的光。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住了这个。她只知道，那个女兵跟她差不多大，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没有去过杭州，但知道雷峰塔里压著白素贞。
她在遵义城里待了三天。三天里，她没有挨打，没有被审问，没有被关在黑屋子里。她只是坐在那个院子里，每天有人送饭来，每天有人来打扫卫生。她看到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帮老百姓挑水扫地。她看到红军的女兵和男兵一样行军打仗，没有人欺负她们。她听到红军唱的歌，不是她想像中的“共匪”会唱的歌。她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些人真的是“匪”吗？
第三天夜里，红军突然撤了。没有徵兆，没有通知，只是在半夜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院子里的哨兵把门打开了。“你们可以走了。”
院子里的人愣了一下，然后一窝蜂地涌出去。沈碧瑶走在最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老槐树在月光下光禿禿的，枝干像一只张开的手掌，指著天空。她转回头，走出了门。
街上很安静，月光把石板路照得银白一片。她走到联络站的院子外面，推开门，走进去。地窖上的石头还在，她搬开石头，掀开盖板，把包袱拿出来。军装还在，证件还在，枪还在。她把军装换上，把头髮盘起来，塞进军帽里。她站在院子里，低头看了看自己——灰色的军装，少校军衔的领章。她又变回了特务组长沈碧瑶。但她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走出城门，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光线从山岭后面透出来。城外有一座破庙，她走进去，坐在门槛上，靠著门框。她坐在那里，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什么是“匪”，什么是“共”。她不知道自己在復兴社学的那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她不知道那个十九岁的女兵说的“打完了仗”能不能等到。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回不去了。不是回不了补充团，是回不了以前的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