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吧。”沈碧瑶说。
小陶站在那里，没有动。他看著沈碧瑶，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他低下头，看著自己的鞋。鞋头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灰扑扑的，像一只快要死掉的麻雀。
“组长，”他说，“你会嫁给陈团长吗？”
沈碧瑶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她看著他，他的脸红了，红的像煮熟的虾。他低著头，不敢看她。
“我不知道。”她说。
小陶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组长，”他说，“陈团长是好人。你也是。”他走了。
沈碧瑶站在核桃树下，看著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在阳光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营地的帐篷后面。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风吹过来，核桃树的叶子沙沙响，有几片落下来，落在她的肩上、头髮上。她没有理。
小陶走的那天早上，沈碧瑶送他到城门口。和送老魏时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晨光，一样的路。但人不一样了。老魏走的时候，叼著菸斗，眯著眼睛，说“你心里有答案了”。小陶走的时候，背著电台，低著头，不说话。他走到城门口，停下来，转过身。
“组长，就送到这儿吧。”
沈碧瑶点了点头。“路上小心。”
小陶看著她，看了一会儿。“组长，”他说，“我到了南京，会给你写信的。”
“好。”
小陶站在那里，还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转过身，走了。马蹄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小的鼓。沈碧瑶站在城门口，看著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在晨光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路的尽头。路很直，很长，两边的油菜花已经谢了，结出了绿色的荚，细细密密的，像一层薄薄的绒毛。
她站在城门口，站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的山岭后面完全升了起来，把整个天空照得发白。久到营地里的號声响了，士兵们开始集合，喊口令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一、二、三、四。她转回头，走回营地。
走进营地的时候，王德福从对面走过来，手里拿著一叠文件。“沈小姐，团长让你看一下这几份物资清单。”
沈小姐。她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不再叫她“沈组长”了。先是王德福叫的，然后是赵猛，然后是老张，然后是所有人。没有人叫她“沈组长”了。连小陶都开始叫她“组长”的时候越来越少，“沈组长”这三个字，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说过了。现在特务小组只剩她一个人了，老魏走了，小陶走了，那个三人小组，只剩下一顶空帐篷和一台没有用的电台。她不再是一个组长了。她只是沈小姐。
有时候，有些人不注意，会叫她“嫂子”。第一次被叫的时候，她愣了一下。那是赵猛手下的一个连长，姓李，大大咧咧的，从训练场回来，看到她从陈东征的帐篷里出来，隨口说了一句“嫂子，团长在吗？”说完他自己也愣了，脸涨得通红，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她以为她会生气。以前如果有人这样叫她，她会冷著脸，说“请叫我沈组长”。但那天她没有。她只是愣了一下，然后说“他在里面”。那个连长如释重负地跑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生气。她应该生气的。她是特务组长，不是任何人的太太。她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职务，自己的事做。她不是“嫂子”，不是“沈小姐”，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但“沈小姐”这三个字从王德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觉得不舒服。“嫂子”从那个连长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也没有觉得不舒服。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只知道，这些称呼，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她走进帐篷，坐下来，翻开那份物资清单。米、面、油、盐，数字密密麻麻的，看得她眼睛疼。她看了一会儿，把清单放下，站起来，走出帐篷。她走到陈东征的帐篷前面，帘子开著，他不在。桌上摊著地图，铅笔压在上面，笔尖朝著西边。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到营地边上，她看到陈东征站在核桃树下，看著远处的山。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站了很久。风吹过来，核桃树的叶子沙沙响，有几片落在她肩上，他伸手帮她拿掉了。他的手指碰到她的肩膀，很轻，像一片落叶。
她没有躲，他也没有说话。两个人站在那里，看著远处的山。山在阳光下泛著灰白色的光，光禿禿的，像一堆堆起来的骨头。但她觉得那些山很好看，因为他在旁边。
小陶走后的第三天，沈碧瑶把那台电台收起来了。她把它装进木箱里，用布包好，放在帐篷的角落里。小陶不在了，没有人会发报了。她也不需要发报了。没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了。她坐在帐篷里，听著外面的声音——士兵们在训练，赵猛在喊口令，王德福在跟人说话，陈东征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听不清在说什么。她听著那些声音，觉得很好听。她站起来，走出帐篷，朝著那些声音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