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帐篷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那件黄绿色的军装照得发亮。他站在那里，双手垂在两侧，肩膀微微缩著，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翅膀还在，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飞了。
王德福围著他转了一圈，嘖嘖有声：“不错不错，挺合身的。就是大了点儿，过两年长个儿了就正好了。”
小王没有笑。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笑。
陈东征看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块银元，放在桌上。
“这是这个月的军餉。”
小王看著那两块银元，愣住了。
银元在桌上泛著银白色的光，上面袁世凯的侧脸头像模糊不清，像是隔著一层雾。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在红军里，每个月只有几毛钱的津贴，还不够买一包盐。两块银元，够他在村子里过半年了。
“我……我不能要。”小王的声音有些发抖。
“为什么不能？”陈东征问。
“因为……”小王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兵？因为他隨时可能会跑？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
“拿著吧，”陈东征说，“你干活，我发餉，天经地义。”
他把银元推到小王面前。小王犹豫了很久，伸出手，把那两块银元拿起来，攥在手心里。银元很凉，很沉，像两块小小的冰坨子，硌得他手心发疼。
他把银元放进口袋里，低下头，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只知道，这两块银元在他口袋里，像两团火，烧得他浑身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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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小王正式成了团部的“编外人员”。
他的工作很简单——跑腿、整理文件、端茶倒水、打扫帐篷。王德福教他怎么把文件按日期分类，怎么把地图卷好塞进筒子里，怎么给煤油灯添油不弄得到处都是。这些事不难，小王学得很快，几天之后就干得有模有样了。
他开始慢慢熟悉这个团部，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
王德福是个话多的人，什么事都要嘮叨几句，但心不坏。他教小王认字，教他怎么填写表格，教他怎么在军需官那里领东西。有一次小王把一份文件弄丟了，嚇得脸都白了，王德福只是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再抄一份就是了”，然后自己熬夜重新抄了一份，一个字都没跟陈东征提。
军需官钱胖子是个精明的傢伙，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他对小王倒是客气，每次领东西都给足分量，有时还多塞两个罐头。但小王注意到，他对普通士兵就没这么大方了——有人来领鞋子，他给的是磨破了底的旧货；有人来领棉衣，他说“没了”，转头就把一箱新棉衣锁进了自己的仓库里。有一次陈东征来查库，钱胖子满脸堆笑地打开仓库门，陈东征走进去看了看，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但什么都没说。
还有那些来来往往的军官——赵猛、李国栋、孙铁柱、张大河。他们看到小王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敌意，也不是同情，而是一种“你怎么在这儿”的困惑。一个红军俘虏，穿著国军的军装，在团部里跑腿——这种事在別的部队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什么。在补充团，大家好像都学会了不多嘴。
但小王观察最多的，还是陈东征。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陈东征就起来了。他会在营地边上走一圈，看看哨兵有没有打瞌睡，看看马匹有没有餵饱，看看炊事班的火有没有生起来。他走得很慢，有时候会停下来跟士兵说几句话——问问哪里人，当兵多久了，家里还有什么人。那些士兵刚开始还很紧张，站得笔直，说话都结巴，但陈东征只是笑笑，拍拍他们的肩膀，就走了。
白天行军的时候，陈东征通常走在队伍中间，不紧不慢的。他不像別的军官那样骑著马跑前跑后、吆五喝六，只是骑在马上，低著头，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会停下来，等后面的队伍跟上来，问王德福“有没有掉队的”、“伤兵跟上来了没有”。如果有人说走不动了，他就让队伍停下来休息，哪怕才走了不到一个时辰。
晚上扎营之后，陈东征会去每个帐篷里转一圈。他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看看士兵们吃得好不好，睡得暖不暖。有一次，一个士兵发烧了，缩在角落里发抖，陈东征把自己的毯子盖在他身上，让老刘连夜给他看病。那个士兵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陈东征只是说“好好养病，別想太多”。
小王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在红军里见过很多长官——连长、营长、团长、政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好，跟士兵同吃同住，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有危险的时候挡在最后面。他以为只有红军的长官才是这样的，国民党的军官都是骑在士兵头上作威作福的坏人。
但陈东征不是这样的。
他不打人，不骂人，不剋扣军餉，不贪污粮餉。他关心士兵的冷暖，在乎他们的死活，不愿意让他们去送死。他和那些小王在红军里听说的国民党军官完全不一样。
小王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