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你是说——真打？”
“真打。”陈东征说。
王德福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跟著陈东征两年了，知道团长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打仗。现在团长说要打，那一定是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
“长官，”王德福终於开口了，声音很低，“打的时候……怎么打？”
陈东征看了他一眼。这个跟了他两年的副官，已经学会了问“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他知道团长不想伤人，所以他在问——怎么打才能既交差，又不伤太多人。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陈东征说，“但不能真打。”
王德福愣了一下，然后脸上露出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他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陈东征一个人坐在祠堂里，看著桌上的地图。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晃，把地图上的红蓝箭头照得忽明忽暗，像一条条活著的蛇，在纸上蜿蜒爬行。他看著那些箭头，心里在默默地计算著时间、距离、速度。红军还有几天到乌江？补充团还有几天能追上？在哪里打？怎么打？打完之后怎么报告？
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磨盘一样，碾得他头疼。
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信纸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了，上面的字跡有些模糊，但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人向委座告状”“委座虽未明言，但已有所不满”“我也保不了你了”。每看一遍，他的手心就多一层汗。
陈东征把信折好，塞回口袋里。他站起来，走到祠堂门口，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夜风从外面灌进来，凉颼颼的，带著泥土和炊烟的气味。营地里已经安静下来了，大多数帐篷已经黑了灯，只有几处篝火还在燃烧，火光在黑暗中跳跃，把周围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橘黄色。远处的山峦在月光下变成了一道道黑色的剪影，沉默地矗立著，像一群蹲在地上的巨人。
他看著那些山峦，忽然觉得它们像一道一道的墙，永远翻不完。翻过一座，还有一座，翻过一座，还有一座。他不知道这条路什么时候是尽头，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他只知道，他必须走下去。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那些还在走的人——那些穿著灰色军装的人，那些穿著黄绿色军装的人，那些在这条路上倒下的人，那些还在咬著牙往前走的人。
陈东征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回祠堂里。他坐在条凳上，把地图收起来，叠好，塞进文件包里。然后他吹灭了煤油灯，在黑暗中坐著，很久没有动。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银白色的光斑，像一滩凝固了的水。供桌上的牌位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陈旧，那些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只有木头的纹理还在，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他看著那些年轮，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不是陈东征的小时候，是他自己的小时候，李红军的小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以为世界就是村口那条路，以为长大了就能过上好日子。后来他长大了，发现世界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好日子也不是长大就能有的。再后来他穿越了，变成了另一个人，走在这条他只在书上读过的路上，看著那些他只在课本上见过的人。
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颗被扔进河里的石头，沉在水底，看著水面上的光，上不去，也下不来。
“接下来的路，得走得更聪明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声音很轻，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
祠堂外面，王德福站在廊下，靠著柱子，抬头看著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把整个院子照得银白一片。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只伸开五指的手掌，一动不动地按在青砖上。他听著祠堂里的动静——先是团长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然后是地图被摺叠的沙沙声，然后是灯被吹灭的噗的一声，然后就是长久的安静。
团长没有出来。他大概还在里面坐著，在黑暗中坐著，像以前很多个晚上一样。
王德福嘆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烟是他在黄平买的，便宜货，辣嗓子，但总比没有强。他吸了一口，烟雾在月光下繚绕，像一缕缕灰色的丝线，飘向天空，消失在星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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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团长刚才说的话——“我叔叔也扛不住了。接下来，得打几场仗了。”
打几场仗。这三个字从团长嘴里说出来，比什么都沉重。他知道团长不想打仗，从来都不想。从湘江边上醒过来的那一天起，团长就不想打仗。他走错路，延误战机，放走俘虏，在战报上造假——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不打仗，不伤人，不让人死。
但现在，他不得不打了。不是因为他想打，是因为上面逼著他打。是因为有人告了他的状，是因为他的叔叔也保不了他了。是因为——这个世道，不让你做一个好人。
王德福把烟抽完，在柱子上按灭，转身走了。他还要去安排明天的事——行军速度加快，每天多走一个时辰。弟兄们又要吃苦了，但没办法。团长说了，没办法。
祠堂里，陈东征还坐在黑暗中。他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长到月光从窗户的一边移到了另一边，长到外面的篝火从熊熊燃烧变成了暗红的余烬，长到远处山林里的鸟叫了一声又一声，从急促变成了缓慢。
他在想一件事——打几场仗，怎么打？
他的手指在黑暗中摸索著，摸到了桌上的那块镇纸。镇纸是铜的，很沉，表面冰凉，摸上去像一块凝固了的冰。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感受著那种冰凉的温度，让自己的脑子清醒一些。
他不能真打。这是底线。他不能让红军的人死在自己手里，不能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不能在这条路上留下太多的血。但他也不能不打。上面要看到“战果”，要看到补充团在追，在打，在出力。他需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一个让上面满意、又不伤筋动骨的平衡点。
打几场小仗。追上了，打一阵，然后“被击退”。报告写得好听一些——什么“激战终日”“毙敌甚眾”“我军伤亡不大”——这些词他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了。他知道怎么写，知道怎么说，知道怎么让上面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他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以前在江西的时候，原主陈东征就干过不少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这个年代的国民党军队里，这是常態。所有人都这么干，所有人都知道別人在这么干，所有人都装作不知道。
但问题是——红军会配合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