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五天，沈碧瑶都没有再理陈东征。
不是那种赌气的不理，是那种客客气气的、像对待陌生人的不理。见面点头，说话“嗯”“好”“知道了”，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她照常做她的事——帮伙房算帐、清点物资、整理文件。她照常穿军装，照常把头髮盘得一丝不苟，照常在操场上走过的时候跟士兵们打招呼。但她不看他。不是故意不看，是不想看了。也许是不敢看了。陈东征不知道。
他知道的是，他心里空落落的。像一间住了很久的房子，突然把家具都搬走了，四壁空空，说话都有回音。他坐在办公室里看地图，看著看著就走神了，铅笔在纸上划出一道没有意义的线。他站在窗前看士兵训练，看著看著就发呆了，目光从操场移到她的房间门口，又移开。他夜里睡不著，翻来覆去地想那天说的话，想她红著眼睛说“你是第一个”，想她转过身问他“那你是什么”。他想了五天，没有想出答案。
但他没有去找她。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自己一开口，又说出伤人的话。他怕自己一靠近，又让她哭。他更怕的是——他怕自己一旦开始哄她、解释、道歉，就会陷进去。陷进她的眼睛里，陷进她的笑容里，陷进那种被她看著、被她等著、被她喜欢著的温暖里。他不能陷进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去——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一觉醒来就躺在那个出租屋的硬板床上，手边是凉了的泡麵，屏幕上是那个让他笑得前仰后合的段子。那才是他的世界。这里不是。这里的一切，都可能是梦。
就算不是梦，就算他回不去了，他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1935年已经过去一多半了，1936年，1937年……他算著日子。还有两年，不到两年，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他不会再躲，不会再拖，不会再想方设法不打仗。他会带著独立旅上战场，会跟日本人拼命，会死很多人，也许他自己也会死。他不能在这时候谈恋爱，不能在这时候想娶谁。他不能让一个女人等著他，等他从战场上回来，或者等他的死讯。那不公平。
所以他忍著。五天，他没有去找她。
第五天傍晚，沈碧瑶端著两碗水走进他的办公室。她把一碗放在他面前，自己端著一碗在他对面坐下。她没有敲门，没有打招呼，就像以前一样，走进来，坐下。陈东征抬起头，看著她。她的眼睛不红了，脸上的泪痕早就干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头髮盘得一丝不苟。她看起来又变成了那个从南京来的特务组长，冷静、干练、刀枪不入。
“喝点水。”她说。
陈东征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烫也不凉。
“你不生气了？”他问。
沈碧瑶看著他。“生气。但你又不来哄我，我气给谁看？”
陈东征没有说话。
沈碧瑶喝了一口水，放下碗。“陈东征，我想了五天。”
“想什么？”
“想你为什么躲我。想你为什么不肯娶我。想你那天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她看著他。“我想明白了。”
陈东征看著她。“明白什么了？”
“你不是不想娶我。你是不敢娶我。”
陈东征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他没有说话，端起碗又喝了一口水。
“你怕什么？”沈碧瑶顿了顿。“怕你哪天不在了？”
陈东征放下碗，看著她。她的眼睛很亮，没有泪光，没有怨气，只有一种很安静的、像是“我都知道了”的光。他想说“你不懂”，想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想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他没有说。他只是看著她。
“沈碧瑶——”
“你不用说了。”沈碧瑶打断他。“你怕什么，我都知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陈东征，我不管你怕什么。我喜欢你，跟你没有关係。你娶不娶我，是你的事。我等不等你，是我的事。”
她走了。陈东征坐在桌前，看著门口的空地。风吹过来，把桌上的文件吹得沙沙响。他用手按住纸角，看著那道她走出去的门，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她怎么什么都知道”的困惑。
第二天，范绍增又来了。他穿著一身灰布长衫，戴著礼帽，像个做买卖的商人，身后没有跟班，没有姨太太，一个人。他走进陈东征的办公室，把礼帽摘下来放在桌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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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旅长，今天不忙？”
“不忙。”陈东征放下铅笔。“范师长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
范绍增笑了笑。“一个人来，说话方便。”
陈东征看著他。范绍增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烟雾在阳光中繚绕，像一缕灰色的丝线。
“陈旅长，有件事我想问你。”范绍增眯著眼睛。“你跟沈组长——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陈东征愣了一下。“什么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