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7日，四川成都蒲江县寿安镇，寒冬的冷风卷着街边梧桐的枯叶，刮过老式红砖居民楼的水泥楼梯，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下午四点四十分，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突然炸响，听筒里传来曾老师急促到破音的嘶吼：
“杀人了！寿安中学家属院有持枪歹徒！开枪伤人了！”
十分钟后，警笛声撕裂了小镇的宁静。
蒲江县公安局百余名民警全副武装赶赴现场，成都市公安局接到加急通报，火速调集武警、交警、巡警、防暴警、特警及警犬大队五百余人驰援。
周边乡镇上千民兵紧急集结，设卡封路、拉网搜山——整整一千二百余名警力，将寿安镇方圆五公里的区域围得水泄不通。
农田、沟渠、柴房、竹林，每一寸土地都被警靴反复踏过，警犬的吠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直升机的探照灯划破夜空。
这场建国以来四川规模最大的围捕行动，持续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可最终的结果，却让所有参战民警心头沉到了谷底：
那个手持警用六四式手枪，两年内连杀四名公职人员、作案数十起的悍匪，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从密不透风的包围圈里，从容逃脱了。
他，就是被四川警方列为头号通缉要犯、号称“川蜀第一悍匪”的杨希慧。
这个从监狱越狱的逃犯，因仇恨公职人员，盗枪后化身冷血屠夫，专挑民警、税务、粮食、电信系统的职工下手，碰面即杀、绝不留活口。
短短两年间，他犯下重案17起，普通案件数十起，成为悬在四川百姓头顶的阴霾。
直到1999年，这场横跨川蜀多地的追凶血战，才终于在宝兴县的一家小宾馆里，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一、警枪失窃！恶魔的屠刀从这里铸成
一切罪恶的开端，始于1997年8月5日的蒲江县交警大队职工宿舍。
这是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红砖墙斑驳脱落，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自行车，每家每户的木门都装着简易的暗锁，没有防盗门，没有监控，在那个年代，是县城公职人员最普通的居所。
下午三点，一个身形瘦小、身高仅1。65米的中年男人，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低着头溜进了宿舍大院。
他留着平头，面色蜡黄，眼神里藏着阴鸷的狠厉，正是刚从监狱越狱出逃的杨希慧。
半年前，他因盗窃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在劳改农场外出劳动时，趁看守不备逃进了深山。
八年牢狱，没有磨掉他的戾气，反而让他把所有的怨恨，都砸在了“抓他、判他”的公职人员身上。越狱后，他没有回家，一心只想报复社会，而第一步，就是搞到一把能杀人的枪。
杨希慧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目光扫过每一扇木门，最终停在了一间无人居住的宿舍门前。
他没有撬锁工具，只是沉下肩膀，猛地朝着木门撞去——“哐当”一声，老旧的木门应声开裂，锁舌直接被撞断。
他翻箱倒柜，把木箱、衣柜、抽屉翻得一片狼藉，搪瓷盆、旧衣服散落一地，可找了半天，只有几毛零钱和几件旧衣物，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杨希慧啐了一口唾沫，满心失望地转身要走，眼角的余光，却突然瞥见了床头的枕头。
他伸手一把扯开粗布枕头套，一把漆黑锃亮的六四式手枪，赫然躺在棉絮里，旁边还摆着一整盒30发子弹。
冰冷的金属触感贴着指尖，沉甸甸的枪身压在掌心，杨希慧的瞳孔骤然收缩，病态的亢奋瞬间席卷了全身。
他死死攥着枪，手指反复摩挲着枪管，仿佛握住了掌控生死的权杖。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枪，这是他报复所有公职人员的屠刀，是他与整个警方对抗的资本。
他没有再留恋任何财物，将手枪和子弹揣进中山装的内兜，猫着腰溜出宿舍大院，消失在蒲江县的小巷深处。
当晚，宿舍职工下班回家，发现房门被撬、配枪失窃，当场吓得面无血色。
警用枪支流失，是天大的案子，蒲江县公安局第一时间上报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局民警连夜驱车45公里赶到现场。
现场勘查结果让警方头皮发麻：除了枪支弹药，没有任何财物丢失，歹徒专程为盗枪而来。
六四式手枪落入逃犯手中，意味着随时可能发生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