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盏的刻纹数据在陆时衍的电脑里躺了整整两天。
不是没有分析，是分析的结果让人无法安坐。
第八组刻纹指向的坐标，经过GIS系统与宋代窑址分布图的叠加比对，落在铜川以北约四十里的一处山坳里。从卫星图像上看，那里地表植被茂密，没有任何已知的窑址标注。但陆时衍调出了1980年代陕西省文物普查的原始档案，在一份泛黄的调查手记里找到了这样一行字：
“铜川北四十里，地名北窑，有瓷片散见，疑为宋代窑址。因地处偏远，未列入本次普查重点。”
落款日期是1985年10月。调查人一栏，签着一个陆时衍无比熟悉的名字——陆文渊。
“你父亲去过那里。”苏砚之站在他身后，看着屏幕上那行字。
“去过，但没有正式发掘。”陆时衍将档案照片放大，“1985年的普查，他只是做了地表采集和初步记录。之后这个点就被搁置了，再也没有人去过。”
“搁置的原因是什么？”
陆时衍翻到档案的下一页。那是一份手写的《文物点登记表》，在北窑那一栏的“处理意见”里，有人用红笔批了四个字：“暂不发掘。”签名处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暂不发掘。”苏砚之读出那四个字，“1985年，你父亲发现了北窑。暂不发掘。2000年，你父亲找到了青石沟小窑室。2001年，他出事了。”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将档案合上，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书架上那排父亲的笔记本上。窗外的枇杷树被风吹动，叶子沙沙作响，像是某种遥远的回响。
“去铜川。”他站起来，“现在。”
从西安到铜川，车程大约一个半小时。
陈默开车，林晚坐在副驾驶，后座上是陆时衍和苏砚之。车载导航的终点被设置为铜川市文物局，但陆时衍心里清楚，真正的目的地是北窑——那个被搁置了将近四十年的坐标。
秋日的关中平原在车窗外铺展开来。收割过后的玉米地露出赭褐色的土壤，一排排杨树沿着田埂站立，叶子正在变黄，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金色。远处的秦岭山脉淡得像一道墨痕，几乎要融进天际线里。
苏砚之靠在座椅上，膝盖上放着那只青釉茶盏——用防震海绵裹着，装在一个小锦盒里。她将茶盏带出来不是为了修复，而是为了比对。如果北窑真的是霍氏祖窑，那里出土的瓷片应该与茶盏的胎釉特征完全一致。
“苏老师，您说霍家为什么要把祖窑选在那种地方？”林晚从前座回过头来，“铜川北边四十里，放在宋代，那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沟沟。烧瓷器不是应该靠近水源和瓷土矿吗？”
苏砚之将茶盏放回锦盒。“宋代耀州窑的中心窑场在黄堡镇，那里靠近漆水河，取水方便，瓷土矿也丰富。但北窑偏离了中心窑场，选址在偏僻的山坳里。这不是经济理性的选择。”
“那是为什么？”
“因为它烧的不是商品瓷。”陆时衍接过了话头，“北窑是霍氏的私窑，专门烧造定制器物。选址偏僻，是为了不引人注意。窑址靠近祖传的密室，方便藏匿。”
林晚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正要再问什么，陈默忽然踩了一脚刹车。
“前面封路了。”
车停在一条乡村公路的岔口。前方不远处，几辆工程车横在路中间，橘色的锥形桶将路面完全封死。一块蓝色的施工告示牌立在路边，上面写着“铜川市耀州窑遗址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期限是今年三月至明年六月。
“保护性基础设施？”陆时衍下了车，走到告示牌前仔细看。建设单位是铜川市文物局，施工单位是陕西某建筑工程公司。从告示牌上的工程范围示意图来看，施工区域恰好涵盖了从黄堡镇向北延伸的大片区域——包括北窑所在的坐标点。
他的眉头拧了起来。
“老陆，怎么办？”陈默走过来，“绕路的话，要兜一个大圈，多走将近两个小时。而且看这个架势，北边那片可能都封了。”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他拿出手机，拨通了铜川市文物局一个熟人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边声音嘈杂，像是在工地上。
“老周，我陆时衍。铜川北边那片封路了？对，我刚到。怎么回事，之前没听说有这个项目。”
电话那头说了很长一段话。陆时衍的表情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好，我知道了。谢了。”
挂断电话后，他沉默了几秒。
“去年年底批的项目。省文物局特批，走了加急程序。施工单位是公开招标的，但中标的那家公司——”他顿了顿，“法人代表姓何。”
“何昌？”苏砚之的瞳孔微微收缩。
“何昌的弟弟，何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