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进门的时候，李宇轩正蹲在办公室椅子上啃西瓜。十一月的上海阴冷潮湿，剿匪司令部的电风扇早收起来了，但李宇轩的饮食习惯不跟季节走——夏天啃西瓜，冬天也啃西瓜，用他的话说，西瓜是水果，水果不分季节。
李弥说西瓜分季节，冬天的西瓜是从南洋运来的，贵得要死。李宇轩说你懂什么，剿匪司令部的经费就是用来提高剿匪官兵生活质量的，西瓜是剿匪物资。
“老大。”戴笠站在门口，脸上表情一种想说又不敢说，嘴张了好几次。
李宇轩把西瓜皮往桌上一扔。“说。”
“陈賡到上海了。”
李宇轩手里的第二块西瓜停在半空。“谁？”
“陈賡。黄埔一期，您的同窗。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戴笠压低声音，“鄂豫皖的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了重伤，离队潜来上海治伤。住在牛惠霖骨科医院，已经住了一阵子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西瓜汁顺著桌沿往下滴，滴在李宇轩的军裤上，他没低头看。“消息准確？”
“准確。牛惠霖医院里有我们的眼线。他入院登记用的是化名，但眼线认出了他腿上的旧伤疤——北伐时候留下的，黄埔的人都知道。”
李宇轩把西瓜放下了。他靠在椅背上，望著天花板，脸上的表情让戴笠心里打鼓——师座没说话。没说话比说话嚇人多了。戴笠跟著李宇轩从北伐打到中原大战，见过他骂人，见过他摔东西，见过他蹲在树荫底下喝茶一整天不说话，就是没见过他听到共党要员消息之后露出这种表情。不是紧张，不是兴奋，是一种“老天爷终於开眼了”的平静。
“雨农。”
“在。”
“这个消息，还有谁知道？”
“我手下两个眼线。一个在医院盯著，一个回来报信。其他人不知道。”
“眼线可靠吗？”
“绝对可靠。”
李宇轩站起来，走到窗边。十一月的上海，梧桐叶落了一地，弄堂口卖梨膏糖的老头缩在屋檐底下，手揣在袖子里。黄浦江上的汽笛远远传过来，像一头老牛在嘆气。
他转过身。“把眼线撤回来一个。医院那边留一个人盯著就行，不要跟太紧，不要让他察觉。南京那边，一个字都不许漏。”
戴笠的眉毛拧成了麻花。“师座，陈賡是红四方面军核心將领，抓到他是天大的功劳。咱们不报南京，万一走漏了风声——”
“走漏不了。”李宇轩打断他，“知道的人越少，走漏的可能性越小。你手下那两个眼线，每人发五百大洋，让他们把嘴闭紧。钱从剿匪司令部帐上走。”
戴笠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担忧，从担忧变成“师座您是不是疯了”。他张了好几次嘴，最后只问了一句：“师座，您要亲自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