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电报折好放在桌上。同一天——一月三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紫禁城里的国宝一箱一箱往南迁。前方將士拿命填关口，后方政府拿箱子装古董。《申报》连发好几篇评论，天津《益世报》头版头条写的是“人心不死於斯可见——捐款救国”，字里行间全是“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了，老百姓自己救自己”。李守愚每天蹲在办公室里翻报纸看这些骂国民党的文章，看得津津有味。
到了一月下旬，文物开始陆续运抵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五楼的仓库里，一万三千多箱国宝码得整整齐齐。李守愚站在仓库门口，看著那些箱子，沉默了好久。戴笠站在旁边，手里拿著清单——散氏盘、嘉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宋徽宗《听琴图》，全在这儿。
“雨农。”李守愚开口了，“这些东西，能弄出来几件吗？”
戴笠的手帕停在额角。“老大，这批古董是故宫博物院的东西。故宫博物院直属行政院，行政院院长是宋子文。”
“我知道是宋子文的东西。我问你能不能弄出来。”
“弄出来干什么？”
“卖。”李守愚转过身，看著戴笠，“把古董换成钱，再用钱换成武器。山海关丟了，热河眼看不保，长城沿线正在拼命。少东家在江西剿共，前线的兵拿什么打？总不能拿古董砸日本人吧。”
戴笠沉默了好一会儿。“老大，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国了？”
“放屁。谁说我爱国了？”李守愚靠在仓库门框上，“少东家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我拿我自己的东西去换枪，关爱国什么事？”
戴笠的嘴角抽了一下。“老大，这批古董是故宫的。故宫不是校长的私產——”
“故宫不是校长的，校长是故宫的。”李守愚打断他，“校长是华夏的校长，华夏的东西都是校长的。校长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所以故宫的东西，归根到底，是我的东西。我拿我的东西换枪，天经地义。”
戴笠把手帕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他在心里把这段逻辑从头到尾捋了好几遍——校长是华夏的校长，华夏的东西都是校长的。校长的东西是老大的，老大的东西还是老大的。所以华夏的东西都是李守愚的。这个推论的前提歪到天边去了，但顺著它推下去，结论居然他妈的严丝合缝。
“老大，那宋子文那边——”
“宋子文是校长的財政部长。校长的东西，他管得著吗？”
“校长那边——”
“你刚才没听明白？校长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拿我的东西，校长管得著吗？”
戴笠把手帕塞回口袋。“行。渠道我有。法租界有几个英国古董商，卢吴公司的吴启周也是旧相识。但是老大，这批东西每一件都有编號、有登记、有照片，盘点的时候少一件都能看出来。万一走漏风声——”
“走漏了风声，你就说东西是我拿的。”
“宋子文要是追究呢？”
“宋子文追究，你就说李剥皮说了——故宫的东西是校长的，校长的东西是李剥皮的，李剥皮的东西还是李剥皮的。他宋子文要想把东西要回去，让他先去找校长。校长要是开了口，我再考虑还不还。校长要是不开口，那就是默认。默认就是同意。同意就是我的东西我隨便用。”
戴笠沉默了好一会儿，脸上出现了一种很复杂的表情——像是在佩服，又像是在担心这个逻辑最终会把他一起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