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撞进教室时，林漾正把政治课本翻得哗啦作响。第三十二页左下角的注释旁，有陈默用红笔圈出的一个短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字迹舒展，像他本人站在讲台上时微微扬起的嘴角。
“陈老师，”后排突然传来的提问声让林漾笔尖一顿，“这个‘上层建筑’具体包括哪些范畴？如果遇到社会意识形式的交叉案例，该怎么区分？”
讲台上的男人转过身，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结实的手腕。他接过学生递来的习题册，指尖在纸页上轻轻点了点：“注意区分‘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前者带有阶级性，比如法律思想；后者像自然科学，是中性的。”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涌进来，给轮廓镀上一层暖金色，林漾望着他说话时起伏的喉结，突然觉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枯燥的词汇，都变得生动起来。
这是高二下学期的寻常午后。林漾那时总爱在课后抱着习题册堵陈默，有时是在走廊拐角，有时是在办公室门口。陈默刚带完一届高三，接手他们班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对学生的提问向来耐心。他会把林漾拉到窗边，指着楼下的香樟树说：“就像这棵树，根系是经济基础，枝叶是上层建筑，缺了哪样都长不高。”
林漾的政治成绩在年级里拔尖，却总爱问些钻牛角尖的问题。有次他追着陈默跑到停车场，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报纸：“老师您看，这里说的‘分配制度改革’，是不是意味着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会调整？”陈默拉开车门的手停在半空，忽然笑了：“林漾，你这脑子要是用在数学上，你们班主任得给你磕一个。”
那时的风总是很轻，香樟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他们能站着聊到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陈默会说起他读大学时在图书馆啃《资本论》的日子，说考研时背政治背到口腔溃疡，林漾就托着下巴听，觉得眼前这个既能把“矛盾论”讲得妙趣横生，又会在篮球场上被学生盖帽的老师，像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高三开学那天，公告栏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林漾挤进去时，一眼就看到了“年级主任”后面跟着的名字——陈默。红底黑字的通知像块石头砸进水里，他听见周围同学在议论：“陈老师升得好快啊”“以后是不是见不着他上课了？”
第一堂政治课换成了新老师，年轻的女老师抱着教案站在讲台上，声音细细的：“陈主任现在负责全年级的教学管理，以后这两个班的政治课由我来带。”林漾盯着黑板上陌生的板书，突然发现自己连“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都记不清了。
下课铃响时，他几乎是冲出教室的。办公楼三楼的年级主任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键盘敲击声和讨论声。林漾敲了三次门，才有人喊“请进”。陈默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后，面前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夹，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看见他时愣了一下：“林漾？有事吗？”
“我……我想问个题。”林漾把习题册递过去，指尖因为紧张泛白。陈默接过册子，匆匆扫了一眼，拿起笔在上面划了条线：“这个知识点新老师会讲的，上课认真听。”他的声音带着疲惫，眼睛里布满红血丝，说完就转过身对着电脑屏幕，“我这边还有事，你先回去吧。”
林漾捏着习题册退出来，走廊里的风比教室里凉。他听见办公室里传来陈默的声音：“把各班的迟到名单整理好给我，下午三点开班主任会。”原来那个会在走廊里跟他讨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人，现在连抬头看他一眼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天中午，林漾在教师食堂门口等了西十分钟。陈默和几个老师一起走出来，边走边说：“高三的模考方案必须这周定下来，还要跟家长委员会沟通。”林漾冲上去时，他正低头看手机里的日程表。“陈老师！”林漾的声音有点发颤，“上次那个题我还是没懂。”
陈默停下脚步，眉头微蹙：“林漾，高三时间紧，有问题问新老师，她讲得很清楚。”旁边的老师笑了：“这不是你以前最得意的学生吗？”陈默扯了扯嘴角，拍了拍林漾的肩膀：“好好学习，别总跑来跑去。”他的手掌隔着校服传来温热的力道，却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