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翊第一次听见“分点脑子给你”这句话，是在瞿麦把油条掉进粪坑的那个清晨。
夏末的阳光己经烫得扎人，瞿麦举着两根光秃秃的竹签站在巷口，眼睛瞪得像受惊的鹿。他浆洗得发硬的蓝布褂子沾着黄乎乎的油渍，那是刚才在早点摊抢油条时蹭到的。郜翊数着地上的蚂蚁，听见身后“扑通”一声闷响，回头就看见弟弟正对着墨绿色的粪坑发呆，竹签发着颤。
“瞿麦。”郜翊走过去，声音比井台边的青苔还要凉。他的左手小指永远蜷曲着，是小时候被自行车链条绞的，此刻正抠着裤缝上磨出的毛边。
瞿麦猛地转过头，嘴唇哆嗦着，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哥……油条……飞了。”他指着粪坑里漂浮的金黄色，像是在展示什么稀世珍宝。
巷子里倒垃圾的女人捂着鼻子经过，淬了口唾沫：“丧门星，一对傻子。”
郜翊没理她，只是把瞿麦手里的竹签抽走，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回家。”他说。瞿麦却突然蹲在地上，开始扯自己的头发，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他记不住太多事，却对吃的有着执拗的执念，尤其是油条——昨天邻居家的小孩拿着油条在他面前晃，说傻子才吃不上热乎的。
郜翊也蹲下来，用那只不太灵活的左手拍瞿麦的背。他的指尖能摸到弟弟后颈突出的脊椎骨，像串歪歪扭扭的算盘珠。“别哭，”他想了半天，才找到合适的词，“我分点脑子给你，下次就不会掉了。”
瞿麦果然不哭了，睁着湿漉漉的眼睛看他，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怎么分？”
“就……”郜翊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又指了指瞿麦的，“从这里，挪一点过去。”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挪，只是觉得这样说，瞿麦就会好受些。就像小时候瞿麦把暖水瓶打碎，他说是自己碰倒的；瞿麦被高年级的孩子抢走书包，他追着人家跑了三条街，最后被推倒在泥地里，却举着皱巴巴的书包朝瞿麦笑。
他们是在十五岁那年被塞进这个巷子的。母亲走得突然，肝癌晚期，从查出来到咽气，不过三个月。父亲在送葬那天把他们领到这里，交给一个远房表姑，留下一沓钱就再也没露面。表姑是个矮胖的女人，脸上总堆着不耐烦的横肉，每天给他们做两顿饭，其余时间都在麻将馆。她从不叫他们的名字，总是“喂”“那个谁”，偶尔高兴了，会叫郜翊“大傻子”，叫瞿麦“小傻子”。
郜翊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老师在黑板上写“3+5”，别的同学立刻就能喊出8，他却要数着手指算半天，有时候还会数错。瞿麦更严重些，他分不清左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高兴了就拍手，不高兴了就哭闹，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郜翊不觉得他们是傻子，瞿麦会在他发烧时，把凉毛巾敷在他额头上，虽然经常把毛巾掉进被窝里；瞿麦能准确地说出哪朵月季开了新的花苞，哪只流浪猫今天没来讨食，这些事，郜翊从来都注意不到。
表姑的麻将搭子有时会来家里，看见他们就对着表姑挤眉弄眼：“这俩货以后可怎么办？”表姑总是叹着气说：“能怎么办？凑活着养呗，等我老了，就送福利院去。”这些话郜翊都听见了，他把瞿麦拉到里屋，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两个小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高的牵着矮的手。“我们不进福利院。”他对瞿麦说，瞿麦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手去够墙上的粉笔灰，抹了一脸白。
郜翊在废品站找了份活，每天天不亮就去分拣垃圾，能挣十五块钱。他把钱藏在床板下的铁盒子里，一毛一毛地攒。瞿麦就在家待着，或者在巷子里转悠，看蚂蚁搬家，看老太太们跳广场舞。有一次郜翊下班回来，看见瞿麦蹲在巷口的槐树下，手里捧着一只断了翅膀的麻雀，正用口水给它擦羽毛。旁边几个半大的孩子围着他起哄，说他和死鸟一样傻。
郜翊冲过去把瞿麦护在身后，那几个孩子就朝他们扔石子，有一块砸在郜翊的额角，渗出血来。瞿麦突然站起来，张开双臂挡在郜翊面前，嘴里发出“嗷呜”的叫声，像头护崽的小兽。那几个孩子被他吓了一跳，骂骂咧咧地跑了。
回家的路上，瞿麦一首用手指着郜翊的额头，嘴里念叨着“红了，红了”。郜翊摸了摸伤口，疼得龇牙咧嘴，却笑了：“没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是废品站老板娘给的，橘子味的。他剥开糖纸，塞进瞿麦嘴里，瞿麦含着糖，含糊不清地说：“哥，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