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
唯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误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这疏文大意，是防宋哲宗皇帝召用熙宁、元丰时期的诸臣。还有一疏文，仍系谏阻近幸，略云：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
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
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
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
唐亡之祸，基于开元。
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
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再陷，用臣兴土木之兵，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
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两份疏表呈入，宋哲宗皇帝赵煦仍然没有省悟。
范纯仁、韩忠彦等亦当面奏请宋哲宗皇帝效法宋仁宗赵祯，均不见纳。
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吕大防，向朝廷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借成继述美名。”
宋哲宗皇帝便召杨畏入内宫对语，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
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致富强。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
宋哲宗皇帝赵煦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恢复章惇、吕惠卿原来的官职。
接着宋哲宗皇帝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至宣仁太后高氏葬毕，吕大防回都，闻侍御史来之邵已经有弹劾的奏章，即上书辞职，宋哲宗皇帝立即准奏其请求。
拔去首辅，好算辣手。
于是彼言继志，此言述事，哄得这位宋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一心一意地绍述宋神宗。
元佑九年三月，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拟题，题云：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原来元佑变政，曾经禁用王氏《经义》《字说》，科试仍用诗赋。
所以李清臣发策，看作甚重。
第一条便驳斥词赋，第二条阴主青苗法，第三条指免役，第四条论治河，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
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
伏见策题历诋行事，有诏复熙宁、元丰之意。
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易者。
元佑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
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继，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
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