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镇子上回来以后，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说”恢复”也不太准确。
姑姑给我熬了三天药，一天三碗，苦得我舌根发麻。
她熬药的方式极其敷衍——药罐子往灶上一搁，火一生，人就搬了把竹椅坐到院子里，翘着二郎腿晒太阳。
等到药汤咕嘟咕嘟冒泡、快要淤出来的时候，她才趿拉着鞋进去搅一筷子，然后又出来继续晒。
有一次药淤了半罐子，她端回来一碗黑乎乎的浓汤，我喝了一口差点厥过去。
“你这药是不是熬糊了？”
“糊了也是药，喝。”
“糊的药会不会有毒吧？”
“有毒你也得喝，马老头说了，是药三分毒。”
然后她就把碗往我嘴边一怼，另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
我嘴巴一张，她就往里头灌。
灌完把碗往桌上一搁，心满意足地回去晒太阳了。
我一直闲了五天。
五天后，除了偶尔咳嗽两声，烧已经完全退了。
第六天，一切都恢复原状。
但有些东西变了。
我说不清是什么，可能是姑姑看我的眼神——偶尔，极偶尔，她会在我低头吃饭的时候盯着我头顶看，等我一抬头她就移开。
可能是马老头那次说的话——”你姑姑嘴上不说，心里什么都装着”——我虽然晕着，但那句话不知怎么的钻进了耳朵里，后来反复想起来。
也可能是我自己，那次噩梦之后，我再也没梦到过红纱。
但也再没睡过一个特别踏实的觉，总是半梦半醒的，耳朵竖着，下意识听隔壁灶房有没有动静。
当然，这些我都没跟姑姑说，说了她大概会笑话我。
---
这天傍晚，我下山采买回来，竹篓里装着米、盐、醋、两条鲫鱼、一把青菜，还有一包芝麻糖——姑姑点名要的。
从镇上一路走回来，走到山腰的时候天已经烧成橘红色了，竹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石阶上铺了厚厚一层落叶，踩上去沙沙的。
空气里全是——干爽的、凉丝丝的，夹着一点远处谁家烧饭的柴火气。
推开院门的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
老槐树的叶子又掉了一些，铺在石桌和井沿上，飘在姑姑平时晒太阳的那把竹椅上。
竹椅空着，椅面上落了两片黄叶，被风吹得轻轻颤。
“姑姑——！”
没人应。
我把竹篓搁在石磨上，走到姑姑房门口，门虚掩着。
推开门——房间里空荡荡的，被子皱皱巴巴堆在床尾，桌上压着她喝水的竹筒，竹筒底下一小圈水印，已经干了。人不在。
茅厕？我绕到屋后，茅厕的门开着，没人。
青石板上，没人。
山坡上，没人。
我心里忽然揪了一下，那种感觉又来了——就是那天夜里推开她房门、发现她不在的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