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同计划，驻扎魏国首都平城的阴修中，高阶修士增加了一些。
最主要变化是：过去那套“阴修不干涉凡人”的规矩，尺度放宽了许多。
李鸣波说平城更加鱼龙混杂，就是基于这点。
魏国朝廷实际掌控者冯太后，和孙子皇帝拓跋宏，本来就不是普通凡人。
他们的投胎转世，是大同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受到某些力量暗示、支持，推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以“均田令”破解汉族坞堡宗主强占无主土地现状。
同时，为了界定鲜卑族部落已经兼并的土地、限制他们无限抢夺，冯太后接受散骑常侍、仪曹尚书游明根建议，推出“班禄制”。也就是“公务员受薪制”。
过去，鲜卑族是大可汗+部落可汗（首领）制。
大可汗是最高首领，同时拥有族群中最强大部落。
下面族群分七大次等部落，首领称为小可汗。
各小可汗拥有本部落一切。但必须按一定份额向大可汗缴贡。
大可汗除了收贡，还完全拥有本部落人员、财物支配权。
这种统治关系中，部落内部是家族概念，财物取用是家族管理模式，不存在俸禄概念。
鲜卑族侵入长城以内，魏国建立一百多年后，情形才有所改变。
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国家依然是这样的局面：皇帝以内府名义拥有自己的财产；大臣、将军以八大部落首领身份拥有部分财产；朝廷官员出身于哪方势力，其所有开销由所属部落承担；汉族官员开销由自己所属世家、坞堡承担。
而官员们的收入则是来自四个方面：
1。战争抢掠。
战争频繁，则收获机会多。反之则少。
参战的队伍比不参战的队伍富裕。
败军没有收成，损失自个承受。
2。处理诉讼纠纷。
这是官员捞好处的途径之一。
3。推荐官员，帮助升迁。
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荐，自然有好处费。虽然不一定是当场兑现。
帮助低级官员往上升迁，是高官捞钱的重要路径。
4。收礼。
逢年过节、添丁失口、生日喜宴……乃至马驹下崽，都是收礼机会。
总之，后世反贪清单上的搞钱法，在北魏开国百多年后，仍然是天经地义的合法开源路子。
游明根上书认为：魏国已经是一个国土基本固定，人口稳定增长的农耕国家，过去那种皇帝、贵族部落、汉人世家瓜分天下财产的制度，以及各自增收法子，虽然有利于对外扩张、民族感凝聚，但很不利于国内和平和经济发展。
也就是，财富分配制度严重过时。
他认为，必须严格界定各方势力的财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税收政策，以税收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