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申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额角的冷汗涔涔而下。记忆碎片在剧痛和震惊中疯狂闪回——墓地里那不顾一切的自杀扑撞，他箍住对方时手掌下那异常柔韧紧致的腰肢触感，完全不符合一个老妪应有的松弛……所有被忽略的违和感，此刻如同冰冷的钢针，狠狠刺穿了他所有的判断！
“没错，”镜中倒影里的女人，声音彻底褪去了伪装，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我根本不是阿加菲亚·彼得罗夫娜。”
审讯室的强光灯再次无情地亮起，如同手术台上的无影灯，将每一个角落都照得纤毫毕现。卢卡申科和奥尔加坐在桌子对面，脸色凝重得如同冻土。桌上的录音笔闪着微弱的红光。坐在他们面前的，已经不再是那个佝偻、苍老的阿加菲亚。
她向后靠在冰冷的金属椅背上，姿态放松，甚至带着一丝奇异的慵懒。惨白灯光下，那张布满皱纹、沾着干涸血污的脸，此刻却透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平静轮廓。她开口，声音清亮、平稳，彻底剥去了维堡口音的苍老伪装：
“真正的阿加菲亚·彼得罗夫娜在哪？”卢卡申科的声音低沉紧绷，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死了。”年轻女人回答得干脆利落，嘴角甚至勾起一个细微的、冰冷的弧度。
“你杀了她？”卢卡申科身体前倾，目光如炬。
“不。”她微微仰起头，让刺眼的灯光直射在她脸上，那层精心描绘的衰老假皮在强光下显得更加怪异。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沉重的疲惫，“但我亲手埋了她。”
“埋在哪了？”卢卡申科追问，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
“郊外墓地啊，”女人歪了歪头，动作带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随意，与她脸上的“衰老”形成诡异反差，“我们刚刚去的那里。格里高利·彼得罗维奇的墓。下面埋的，从来就不是他。”
“格里高利的墓是空的！我们只找到了骨灰坛！”卢卡申科猛地站起，拳头砸在桌面上，震得笔筒跳起又落下。
年轻女人看着他，深潭般的眼眸里没有任何波澜：“你怎么就确定……那骨灰坛里的，是格里高利呢？”
卢卡申科的瞳孔骤然收缩，像被针扎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说，”女人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被手铐磨得发红的手腕，动作带着一种刻意的优雅，“我把阿涅西雅婆婆……阿加菲亚·彼得罗夫娜的骨灰，放了进去。放进了她丈夫那个空着的墓穴里。”
死寂。只有电流通过灯管的微弱嗡鸣。
“到底怎么回事？”卢卡申科的声音嘶哑，重新坐回椅子，巨大的疲惫感席卷而来。他看了一眼墙壁上巨大的、褪色的“坦白从宽”标语。
年轻女人也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那标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重新坐正，目光仿佛穿透了审讯室惨白的墙壁，投向遥远的、风雪弥漫的过去。
“重新介绍一下，”她的声音清晰地在寂静中响起，“我叫娜杰日达·伊万诺娃。我是个孤儿。”
“十五岁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维堡的街道冻得像铁板。我蜷缩在‘圣光’儿童福利院后门结冰的台阶上，数着手背上冻裂的伤口。十五岁，太大了，没人愿意收养一个浑身是刺、眼神像狼崽的拖油瓶。”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吃糖吗？’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我抬头，看见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她就是阿加菲亚·彼得罗夫娜。十年前的阿加菲亚。‘我已经十五岁了，’我硬邦邦地回答，‘早就不信什么好心人，也不稀罕一颗糖。不用可怜我。’”
“‘我不是可怜你，’她掰开我冻得发紫、攥得死紧的拳头，把一颗廉价的、包装纸都磨破了的硬水果糖塞进我手心，‘老太婆牙疼，吃不了甜的。’”娜杰日达的嘴角似乎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忆那颗糖的味道，“那颗糖，最终还是进了我的嘴巴。甜得发腻，带着一股劣质香精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阿婆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不久前刚去了莫斯科，连婚都是在莫斯科结的，嫁了个据说很有本事的男人，安德烈。她总在黄昏时去维堡港的海堤上散步，就是在那里捡到了我。”
“‘小娜佳，’她总这么叫我。”
“‘阿涅西雅婆婆，’我总这样回她。”
“那时候她还住在维堡老城区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里，没搬去叶卡捷琳娜后来在郊外给她买的那个‘享福’的房子。阿加菲亚是个心软的好人，她让我住进了她家。那时候，她的丈夫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还活着。”娜杰日达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眼神飘向审讯室冰冷的角落，仿佛那里站着两个温暖的影子，“他们对我很好……好到让我觉得，原来‘家’这个词，不是童话书里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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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格里高利那时候还活着？”卢卡申科打断她，眉头紧锁，“那他现在死了，墓为什么是空的？”
“别急啊，”娜杰日达收回目光，重新看向卢卡申科，眼神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我慢慢和你说。”
“两年后，叶卡捷琳娜带着她丈夫安德烈回来了。她看见家里多了个我，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在她眼里，我连空气都不如。叶卡捷琳娜在莫斯科赚了大钱，这次回来拖着一整箱现金——不是支票，是崭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卢布现钞，厚厚一摞一摞的，能把人眼睛晃花。”娜杰日达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嘲讽，“她在外面人眼里‘孝顺’极了，这次回来就是要接父母去莫斯科‘享福’，离开这个‘乡下破地方’。”
“可搬家前一晚，他们吵翻了天。那声音，能把屋顶掀开。”她的语速加快，眼神变得锐利，“一箱子钱直接从格里高利叔叔的房间里砸了出来！门板被撞得山响！花花绿绿的卢布钞票天女散花般飞出来，洒满了小小的、堆满杂物的堂屋！格里高利叔叔的吼声像炸雷，我躲在厨房门后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格里高利·彼得罗维奇活了六十岁，骨头缝里刻着‘诚实’两个字！我们老彼得罗夫家怎么养出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东西？！拿着你的赃钱滚！马上滚！’阿加菲亚婶婶的哭声夹在中间，破碎得像摔在地上的瓷器：‘叶尼娅！我的叶尼娅！收手吧！妈陪你去自首！求你了！’”
“叶卡捷琳娜的钱不干净。老两口在维堡港码头干了一辈子力气活，格里高利叔叔是吊车工，阿婆在码头食堂做饭，他们的骨头和脚下的土地一样硬，刻着‘本分’两个字。叶卡捷琳娜当夜就走了，那箱子钱大部分被格里高利叔叔扔了出去，只剩下一些散落在角落。阿婆蹲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张一张地捡着那些散落的卢布，手指抖得厉害。我帮她捡，她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她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死死盯着我：‘小娜佳，你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没回答。那晚之后，格里高利叔叔就病了。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里的。他变得沉默，像被抽走了魂，整天坐在窗边那把旧摇椅上，盯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港，一坐就是一整天，烟斗里的火早就熄了也不知道。阿婆也变了。她不再去海堤散步，而是整天坐在堂屋里那张嘎吱作响的桌子旁，一遍一遍地、用粗糙的手指抚摸着叶卡捷琳娜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无忧无虑，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背景是维堡港的老灯塔。”
“三个月后，格里高利叔叔死了。死得很突然。早晨阿婆喊他起来喝燕麦粥时，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嘴角带着一道已经干涸发黑的血痕。医生来了，翻翻眼皮，听听心跳，说是突发心梗。下葬那天，叶卡捷琳娜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阿婆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死死盯着那口薄木棺材，直到最后一铲冻土彻底盖住它，把格里高利叔叔留在了索洛维茨基岛墓园那冰冷的角落。”
“可第二天，”娜杰日达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刺骨，眼神锐利如刀，“那座新坟就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