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骨灰
张芸把父亲的骨灰盒抱回茶岭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从殡仪馆到茶岭村，要转三趟车。第一趟是殡仪馆门口的面包车，专门拉丧属的，三十块钱一趟，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一路上不停地抽烟，烟雾在密闭的车厢里散不出去，呛得张芸直咳嗽。胖子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把烟掐了，什么也没说。
第二趟是长途汽车，从清江市区到茶岭镇，四十多公里，票价十二块。张芸抱着骨灰盒上车的时候，司机看了她一眼，想说点什么，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车上人不多，张芸坐在最后一排，把骨灰盒放在旁边的座位上，用安全带固定住。骨灰盒是深褐色的，木头纹理很漂亮，是她花了八百块钱在殡仪馆买的，最便宜的一款。殡仪馆的人说还有更好的，红木的，雕花的，三千八。张芸说就要最便宜的。不是她不想给父亲买好的，是她兜里只剩下一千二百块钱了，那是她这个月最后的生活费。
第三趟是摩的，从茶岭镇到茶岭村，八公里山路，十块钱。骑摩托的是个年轻人，染着黄头发，耳朵上戴着蓝牙耳机，一路上放着震耳欲聋的DJ舞曲。张芸把骨灰盒抱在怀里，摩托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她的下巴一次次磕在骨灰盒的棱角上，磕出了血。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槐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人，看见张芸抱着一个盒子从摩托车上下来，都愣了一下。有人认出了她，小声说了句“老张家的闺女回来了”，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怀里的盒子上。
没有人说话。
张芸抱着骨灰盒从他们面前走过，脚步很快，眼睛盯着地面，不敢抬头。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扎得她浑身发紧。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老张家的闺女回来了，老张没了，茶山也没了，这个家算是完了。
张家的房子在村子的最里面，紧挨着茶山。是一栋三间的土坯房，墙是用黄泥和稻草夯的，年久失修，墙面上裂了好几条缝，最大的那条能从外面看见屋里。屋顶的瓦片也缺了不少，下雨天屋里比外面还湿。张老汉生前说过好几次要修，但一直没钱，后来也就不提了。
张芸掏出钥匙开门，门锁锈得厉害，捅了半天才拧开。屋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她摸到灶台边，找到火柴，划了一根，点着了桌上的煤油灯。
煤油灯的光很暗，只能照亮桌子周围一小圈地方。张芸把骨灰盒放在桌子上，在旁边的板凳上坐下来，盯着骨灰盒发呆。
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按照村里的规矩，人死了要办丧事，停灵三天，请和尚念经，亲戚朋友来吊唁，最后送上山入土为安。但她父亲是被法院贴了封条的人——不是人被封了，是财产被封了。金穗基金在张老汉死后第三天就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查封了张家的房子和茶山，理由是张老汉生前欠下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配偶（也就是张芸的母亲）有连带偿还责任。
张芸的母亲叫李桂香，今年五十四岁，瘫痪在床已经六年了。六年前她在茶山上摔了一跤，腰椎骨折，手术后神经受损，双腿失去了知觉。张老汉那时候还借了钱给她做康复治疗，借的是亲戚的，早就还清了。但金穗基金的人说，那些康复治疗的钱也是从他们那里借的，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
张芸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她只知道那本被农药浸透的账本上，她唯一能看清的几个数字是：128、23400、3%。128是父亲最后一次卖给金穗基金的茶叶斤数，23400是父亲欠下的债务总额，3%是月利率。她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展期、复利、违约金条款，但她看得懂这三个数字之间的关系——128斤茶叶，按照金穗基金承诺的收购价，价值2560元。而父亲欠下的债，是这笔茶叶钱的九倍多。
九倍。
她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算账，一斤茶叶卖十块，一百斤就是一千块，一千块够交一学期的学费。那时候她觉得一千块是很大一笔钱，大到她一辈子都挣不到。后来她上了卫校，才知道一千块在城里连半个月房租都不够。现在她知道了另一件事——在金穗基金的算盘里，一个茶农的命，值两万三千四百块。
两万三千四百块，在清江市的房价里，买不起两平米。
她在桌前坐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里摇摇晃晃，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一个变形的人。她忽然站起来，走到父亲的房间，打开那个樟木箱子。
箱子里的东西她之前翻过一次，但那时候太慌乱，很多东西都没细看。这次她一样一样地往外拿——父亲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每一件都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磨出了毛边。一条皮带，皮面开裂，用铁丝拧着当扣子用。一双胶鞋，鞋底磨穿了，垫着硬纸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父亲的各种证件——身份证、户口本、土地承包合同、林权证。还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硬币和毛票，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
箱子的最底层，压着一块红布。红布里包着一样东西，沉甸甸的。张芸打开红布，里面是一把茶剪。
茶剪是铁制的，刃口已经钝了，手柄上缠着布条，布条被汗水和茶汁浸透了，变成了深褐色。张芸认得这把剪刀，这是父亲用了二十多年的茶剪，每年采茶季，父亲就是用这把剪刀在茶树上剪下一芽一叶，一剪一剪，一年又一年。剪刀的手柄上有一道深深的凹槽，那是父亲的手指磨出来的，日积月累，铁都被磨出了印子。
张芸把剪刀握在手里，手柄的形状和父亲的手指完全吻合，仿佛父亲的手还留在上面。她把剪刀贴在脸上，铁的冰凉透过皮肤传进来，冷得她打了个哆嗦。
她把剪刀重新包好，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台前，把煤油灯也拿了过来，走进了母亲的房间。
二、瘫痪
李桂香躺在床上，像一截被遗忘在岸上的木头。
她已经六年没有下过床了。最初那两年，张老汉还借钱带她去城里做康复，针灸、理疗、按摩，什么都试过，没用。医生说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除非做干细胞移植，但那是一项新技术，国内能做的地方不多，费用至少要二十万。
二十万。张老汉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干细胞移植的事，但张芸知道，他一直在想办法攒钱。金穗基金的那笔债，有一部分就是为了给李桂香买药借的——她每天要吃三种药，一种止痛，一种营养神经，一种防止肌肉萎缩，一个月的药费要五六百块。张老汉卖茶叶的钱，一大半都花在了药上。
张芸推开母亲房间的门，屋里有一股浓烈的药味和尿骚味混合的气味。她皱了皱鼻子，不是嫌弃，是心疼。她知道母亲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没人帮忙翻身，没人帮忙换尿布，只能躺在自己的屎尿里，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邻居周婶子来送饭的时候帮忙收拾一下。
“妈。”张芸叫了一声。
床上的李桂香动了一下，慢慢转过头来。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张芸倒吸了一口凉气——母亲比她上次见到的时候又瘦了许多，颧骨高高凸起，太阳穴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的皮肤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松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她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雪白，白得像外面的雪。张芸记得母亲的头发去年还是灰白的，怎么一年之间就全白了？
“芸儿？”李桂香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枯叶的沙沙声，“你爸呢？”
张芸站在门口，手里的煤油灯晃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想说“爸走了”，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别的东西：“爸去城里了，过几天回来。”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也许是因为母亲的眼神——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希望，比希望更原始，是某种只有瘫痪了六年的人才有的、对“回来”这两个字的极度渴望。她不忍心把这个东西打碎，至少不是今晚。
李桂香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她似乎已经习惯了丈夫的缺席，习惯了等待，习惯了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天亮。六年了，她的身体动不了，但她的脑子一直在转。她知道自己的病是好不了了，她知道家里没钱，她知道丈夫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什么都不说。
张芸把骨灰盒藏在了自己房间的床底下，用一块旧床单盖住。然后她烧了一锅水，给母亲擦了一遍身体，换了干净的床单和尿布，又熬了一锅粥，一勺一勺地喂母亲喝下去。李桂香喝了半碗就说不喝了，张芸又喂了半碗，她才勉强喝完。
“妈，我明天要去城里上班了。”张芸一边洗碗一边说。
“上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