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睁开眼睛，发动车，开回了出租屋。
二、筹码
十月，兰骁民给了张芸一把钥匙。
不是K-7的钥匙，是城东一套公寓的钥匙。两室一厅，精装修，家具齐全，楼下有保安，小区里有花园。兰骁民把钥匙放在她桌上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住的那个地方太远了，每天来回要两个多小时。这套房子离公司近，你搬过去住，方便。”
张芸看着那把钥匙，没有伸手。
“兰总，我现在的房子有租约。”
“违约金我出。”
“我习惯那个地方了。”
兰骁民看了她一眼。那种目光张芸已经熟悉了——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像是一个猎人看着猎物挣扎，知道它迟早会累，迟早会停下来。
“你先拿着，”他说，“想搬的时候再搬。”
他把钥匙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张芸看着那把钥匙，坐了很久。钥匙是银色的，崭新，齿痕锋利，放在黑色的桌面上格外显眼。她伸手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金属的温度比体温低，凉凉的，像一块冰。
她把钥匙锁进了抽屉。
但她知道，这把钥匙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它是一种语言，一种兰骁民和她之间的语言。他递过来，她接住了，即使没有用，接住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了什么。
她说不清楚说明了什么。也许是“我知道了”，也许是“我会考虑”，也许是“我没有拒绝”。不管是什么，都是她不想说的。
那天晚上，她给赵志远打了一个电话。
“赵律师，账本鉴定的事，进展怎么样了？”
“还在排队。省里的鉴定机构排期很满，估计要等到年底。”
“能加急吗？”
“加急要多加两千块。”
张芸沉默了几秒钟。“我加。”
挂了电话，她坐在床边，翻开存折看了看。存折上的数字又少了一截。工资虽然涨了，但花销也更大了——母亲的护工费、弟弟的学费、鉴定费、律师费，每一项都是一大笔钱。她算了算，照这个速度，存折上的钱撑不到明年春天。
她需要更多的钱。
而她唯一能快速弄到钱的方式，就在她手里——那把钥匙。不是公寓的钥匙，是那扇通往K-7的门。她不知道K-7里面有什么，但她知道那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值得苏静用保险柜锁着钥匙，值得那些穿深色衣服的人在地下二层巡逻，值得那个匿名者一次次地提醒她“快走”。
她不能去K-7。至少现在不能。但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兰骁民开始信任她了。他开始让她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包括银行转账。她注意到那些转账的金额都很大，收款方都是境外的账户。她偷偷记下了几个账号。
这些东西，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扳倒他的筹码。
三、血
刘栋的病，是从十月开始显出来的。
起初只是发烧。低烧，三十七度五，刘建国没当回事，以为是换季着凉了，给他吃了两片退烧药。烧退了，第二天又烧起来。反反复复，烧了一个多星期。
然后是流鼻血。早上起床的时候，枕头上有血渍。刘建国以为是他睡觉抠鼻子抠破了，骂了他两句。刘栋没有辩解，用冷水洗了脸，把血渍擦干净，背着书包去上学。
再后来是腿疼。刘栋说膝盖疼，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王桂兰说“是不是长个子了，生长痛”。刘建国“嗯”了一声，没放在心上。
十一月的一天，刘栋在学校晕倒了。
班主任打电话来的时候，刘建国正在菜市场杀鱼。他放下手里的刀，围裙都没来得及解，骑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赶。到了医院，刘栋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上没有血色，眼睛闭着，像睡着了。
“你是他爸爸？”医生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叠化验单，表情很严肃。
“是。”
“你儿子白细胞很高，血小板很低。我怀疑是血液系统的问题，需要做骨髓穿刺才能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