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出去了。这次他没听到关门声，因为门是开着的，格里戈里就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进黑暗里。安德烈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格里戈里的影子投在雪地上，那个影子不对劲——它比格里戈里本人大了三倍，而且在动，不是跟着格里戈里动，是自己在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藏在影子里，正在挣扎着想要出来。
安德烈揉了揉眼睛，再看，影子又正常了。
他告诉自己是喝多了。
第三次去找格里戈里是在十二月初。这次安德烈没带酒也没带烟，他决定直截了当。他在学校里想了三天，得出一个结论：对付格里戈里这种人，绕弯子没用，只能把话说明白，让他自己做决定。
他敲了门。格里戈里开了门，脸上的表情像是一面结了冰的湖。
我最后说一次，安德烈说，你的房子地基在下沉，河岸每年侵蚀半米，照这个速度，明年四月冰化了，房子就会塌。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物理。你可以不信我，但你不能不信物理。
格里戈里看了他很久。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变化，像是河水在冰面下流动。
物理，他终于说，你跟我讲物理。
对，物理。
好，格里戈里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屋。安德烈以为他终于听进去了，跟了进去。
格里戈里走到墙角，拿起一把斧头。那是一把伐木用的斧头，刃口磨得锃亮，在炉子的光里闪了一下。
你说我的房子不行，格里戈里说，把斧头举起来，那我就把它拆了。你不是说物理吗？物理说什么来着？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对不对？你给我一个力，我还你一个力。
格里戈里，你冷静——
我很冷静，格里戈里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冷静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终于说实话了。你终于不装了。你终于告诉我你就是看不起我。好，我接受。但是沃尔科夫，你听好了——
他把斧头砍在桌子上，桌子裂成两半。
你要是再来我家说一个字，我就把你也劈了。不是因为你说的对，是因为你说的方式不对。你懂吗？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对，但你说的方式，让我觉得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安德烈看着那把嵌在桌子里的斧头，看着格里戈里灰蓝色的眼睛，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不是关于房子的事。从来都不是。
这是关于一个人能不能承受真相的事。而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雷巴科夫，这个在北极圈里修过发动机、扛过几十吨货物的男人，承受不了。不是因为他弱，是因为他的自尊已经变成了一层玻璃，薄得透明，硬得易碎，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每说一句真话，都是在往那层玻璃上哈气。
哈气多了，玻璃就会起雾。起雾了，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他就只剩下恐惧。
安德烈转身走了。这次他没回头。
但他没走远。他走到伏尔加河边，站在冰面上，看着对岸格里戈里的木屋。木屋在月光下歪歪斜斜的，像一个喝醉了的老人在风里站着。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影子。
不是格里戈里的影子。是木屋的影子。那个影子在动，在冰面上蠕动，像是一摊黑色的水。它从木屋的地基下面渗出来，沿着河岸蔓延，所到之处，冰面都裂了。
安德烈想跑，但脚像是被冻在了冰面上。他低头一看，冰面下有什么东西在看他。不是鱼，不是水藻，是一张脸。一张巨大的、灰色的、没有表情的脸，像是用伏尔加河的淤泥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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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脸张开了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是从冰面下传来的，是从安德烈的脑子里传来的：
你还要说吗？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特维尔第七中学的数学教师，教了二十三年书，头发白了一半的男人，在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在伏尔加河的冰面上，第一次听到了真话的代价。
他没有回答。
他跑了。
后来的事，特维尔城的人都知道一些，但没人说得全。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回去之后病了。不是普通的病，是那种说不出哪里疼但就是起不了床的病。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请了医生，医生说是神经衰弱，开了些药，吃了没用。又请了神父，神父来了，在床头念了一段经文，安德烈突然坐起来说，别念了，你念的每一个字我都觉得你在说我有罪。神父吓得十字架都掉了。
到了十二月二十号，安德烈能下床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格里戈里。
不是去说服他，是去道歉。
他敲了门。格里戈里开了门，看见是他，脸上的表情像是看见了鬼。
我来道歉，安德烈说，我不该那样跟你说话。我不该用那种方式。你的房子很好，是我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