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里看了他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种笑容很奇怪，不是开心，是如释重负，像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一句他想听的话。
进来吧，他说，我泡了茶。
安德烈进去了。屋里还是那么热，炉子还是烧得那么旺。格里戈里给他倒了茶，两个人坐下来，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格里戈里说：沃尔科夫，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吗？
因为我说话太直接了。
不是，格里戈里摇头，是因为你说的都对。你说的每一句都对。地基确实在沉，河岸确实在蚀，房子确实在歪。你说的都是事实。但你知道吗，事实这个东西，它不挑人说。你对谁说，谁就得受着。我受不了的不是事实，是你看我的眼神。你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我知道你不行。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这种眼神。我爸看我的时候是这种眼神，我队长看我的时候是这种眼神，现在你也是。
安德烈沉默了。
所以你来道歉，格里戈里继续说，你说你不该那样说话。但你道歉的方式，又是另一种我知道你不行。你在可怜我。你觉得我脆弱，所以你来哄我。你哄我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在想这个大老粗真好哄？
安德烈的茶杯停在嘴边。
你看，格里戈里说，又来了。你又在用那种眼神看我了。
安德烈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手放在门把上，停了一下，说：格里戈里，那你要我怎么办？我看到你的房子要塌了，我不能假装看不见。我是你的邻居，我不能看着你死。
格里戈里没说话。
安德烈开了门，走进雪地里。身后传来格里戈里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那你就别看了。
安德烈站在雪地里，风很大，伏尔加河的冰面在月光下泛着青色的光。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教了二十三年数学，从来没有一个学生问过他，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不需要问。但如果有一个学生问了呢？如果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信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一加一等于三，你会怎么办？
你会解释。你会用苹果，用手指，用一切办法让他明白。但如果他就是不信呢？如果他的自尊不允许他相信呢？
那你就只能看着他用错误的答案交卷，然后在人生的考试里一败涂地。
而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别看了。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回到家，上了床，关了灯。黑暗里，他听见窗外有声音，像是风，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冰面上爬行。他没去看。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算了一道题：如果一个人的自尊是一个函数，那么当真相趋近于他时，那个函数趋近于无穷大。这个函数没有极限。没有极限的意思是，你永远到不了。
你永远到不了他。
第二天早上，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发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坐在窗前，一夜没睡，眼睛红得像兔子。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她说你又说没事。他说这次是真的没事。
她不信。
但她没再问。因为她看见安德烈的手在抖，不是冷的，是那种从骨头里抖出来的抖，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碎了，碎成了很多片，每一片都在震。
那天上午，安德烈去了学校。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三十几个学生，突然不知道该讲什么了。黑板上写着一道题：证明勾股定理。他拿起粉笔，写了一个证字，然后停了。
他想，如果我证明了，他们信吗？如果他们不信，我是继续证明，还是假装他们信了？
他放下粉笔，说：今天不上课了。你们自己看书。
学生们面面相觑。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男生举手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是不是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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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看着那个男生，突然笑了。那种笑很苦，像是喝了一杯没放糖的茶。
我很好，他说，我只是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有些题，你证不了。不是因为你不会证，是因为听你证的人，他的公理系统跟你不一样。你用欧几里得的公理证，他用的是罗巴切夫斯基的。你说的每一步都对，但他的世界里，平行线是会相交的。你怎么证？
学生们听不懂。安德烈也没指望他们听懂。
他走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特维尔。雪还在下，伏尔加河在远处闪着光。他想，也许格里戈里是对的。也许有些真相，就是不该说的。也许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善良，叫做闭嘴。
但他又想，如果所有人都闭嘴，那房子塌了，人死了，谁来收尸？
他站在走廊里，站了很久。雪落在他的肩上，他没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