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她说，我给你讲个事。
德米特里坐下了。长椅很冷，但他已经感觉不太到冷了。
我年轻的时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开始说，也断过。那是九八年，卢布崩了的那年。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厂倒了，工资发不出来，基金会的费也缴不上了。我断了八个月。
后来呢？
后来我差点就消失了，老太太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那八个月里，我丈夫不认识我了。我女儿在街上走过我身边，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去商店买面包，售货员把面包递给了我身后的空气。我那时候才明白，这个东西不是在惩罚你，它是在告诉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用钱买的。你不付钱，你就不存在。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
老太太把围巾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很旧，上面印着苏联时期的镰刀锤子。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收据，每一张上面都盖着基金会的章。
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金耳环卖了，她说，那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我卖了它，补了八个月的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断过。四十一年，一个月都没断过。
她看着德米特里，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完全是同情，更像是一种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之后才会有的理解。
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她说，我缴了四十一年，我下个月能领到的钱，是一万一千二百卢布。一万一千二百卢布。在圣彼得堡，够干什么？够交房租的一半，够买两周的食粮，够让你活着，但不够让你像个人一样活着。
她把铁皮盒子合上，重新塞回口袋里。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卖那对耳环，让自己消失了，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脱。但我不敢想太久。因为一想太久，我就会发现，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活着，还是只是还没有消失。
德米特里沉默了很久。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他终于问。
老太太重新拿起围巾，开始织。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知道一件事。那个分理处里的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他说得对，这套东西不是为你设计的。但他说得不对的是，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当然是你的错，也当然不是你的错。这是所有人的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这就是罗刹国。在罗刹国里，对的事情和能做到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
那天晚上，德米特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
他的手已经透明到可以看见床单的花纹了。
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睡着。因为在黑暗里，他听到了一种声音。那种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他自己的身体里传来的，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他的名字。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
他睁开眼睛。
房间里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和他身上这件一模一样。那个人的脸和他一模一样，但老了三十岁。那个人的眼睛是空的，不是瞎了的那种空，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的那种空。
那是六十岁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沃尔科夫。
你来干什么？年轻的德米特里问，声音在发抖。
老的德米特里看着他，嘴角动了动，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来收账，老的德米特里说，你欠的不是基金会的钱。你欠的是我的。你现在不缴，将来我就得替你活。可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我每个月只有一万一千二百卢布，我住在一个地下室里，我的膝盖坏了，我的牙齿掉了一半，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就是你给我的未来。
我没有选择——
你有选择！老的德米特里突然吼了起来，声音像碎玻璃一样尖锐，你每个月都有选择！你选择了活过今天！你选择了下个月再说！你选择了把钱花在房租上、花在牙上、花在那瓶该死的格瓦斯上！你做了选择，德米特里。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做了选择！
年轻的德米特里说不出话来。
老的德米特里慢慢走近，他的手伸过来，那只手也是透明的，像一只用冰做的手。
跟我走吧，老的德米特里说，你不缴，我就得消失。你消失了，我也就消失了。我们两个，总得有一个消失。这不是诅咒，这是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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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德米特里看着那只伸过来的手。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想起了阿列克谢，那个外卖员，那个手指尖已经透明的年轻人。他想起了阿列克谢说的那句话：最可怕的不是别人忘了你，是你开始忘了你自己。
他又想起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那对金耳环。